金陵支队陶子平：随刘伯承渡江进南京

1949年1月19日，安徽采石矶，一艘载有20余人的木船划向渡口，准备渡江。

想要过江，并非易事。渡口处，有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和驻地武装，所有过江人员都要查验身份证。而江上，国民党的巡逻艇驶来驶去，气氛紧张。

木船上，一位未带大件行李、穿着鼓鼓囊囊、看起来还比较稚气的人，引起了宪兵的注意。

查验证件，人证对不上，宪兵撕了证件，大声质问。此人也不胆怯，亮出《中国日报》的记者证，声称要去找皖西一带鼎鼎大名的“周三爷”，得以过关放行。

所谓“周三爷”周群，其实是中共南京市委派出的、位于安徽宁国万家村的南京联络站负责人杨少庭。而过江的人叫陶子平（原名柯炘远），除了记者身份，他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中学系统的中共地下党员。

陶子平

同行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叶家祯、叶清明与王承璋。他们的任务，是撤退到中原皖西解放区，找到刘伯承同志。

抗战胜利后 张贴欢迎新四军的进城布告引轰动

陶子平是南京人，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陶子平随家人“跑反”到江北的六合县。直到1939年，才回到南京城。

重回南京，日子并不好过。在陶子平的印象里，从下关进挹江门时，要排队向守城门的日本兵鞠躬。日本兵还会在每个人身上摸摸，看看是否挟带“乱七八糟”的东西。

钟英中学（摄于2015年）

钟英中学是南京近代史上第一所私立中学，也是抗战胜利后，南京第一个成立中共地下支部的中学。1942年秋天，12岁的陶子平考入钟英中学，在这里，他的爱国意识得以进一步启蒙。

进入钟英中学后，陶子平看着日本宪兵荷枪实弹，迈着咔咔的步子进学校，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压抑的环境里，陶子平的三哥柯西平（后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和班上同学经常探讨国家向何处去，组织小社团“洪流”，即“洪流”剧团前身。耳濡目染的陶子平，也开始阅读《复活》《灭亡》等进步书籍。

1943年秋，中共地下党员刘鑑农来南京开辟工作。通过“洪流”剧团与陶子平等人接触，大家开始接受革命教育、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日本投降后，陶子平和同学一起，按照中共南京工委的指示，在南京城里张贴朱总司令的命令和欢迎新四军的进城布告，引起了城内的轰动。

1946年8月7日，中共党员买德申找陶子平接关系，陶子平正式入党。

根据陶子平回忆，两人从白下路小火车站沿着小火车铁路走到武定门站，入党宣誓便在铁路上一边走一边进行。

入党后，陶子平和买德申、金基平（陶子平发展入党）一起，成立了三中第一个党小组。1947年，中共党组织发起助学运动，陶子平团结同学，组成三中助学会。通过陶子平的努力，三中成了南京市中学第一个合法搞学生运动的学校。

随刘伯承渡江进南京 印刷《约法八章》布告

高中毕业的陶子平，因拒绝参加三青团、国民党，而与心仪的兵工大学失之交臂。为了有合法身份、养活自己，陶子平应考了《中国日报》练习生。

《中国日报》旧报纸

此前，陶子平多次参加助学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对进步学生实施大逮捕，陶子平只能转移。

1949年1月16日，陶子平和几位同志一起，开始撤退到中原皖西解放区。同时，按照组织交代，找到刘伯承。

由于原定撤退线路被封死，1月19日，陶子平等人只能从采石矶过江。经历渡江波折，陶子平等人来到合肥，到了刘伯承部，并被编入金陵支队。

金陵支队是接管南京的一支干部队伍，由随军南下的解放区干部和撤退到解放区的原南京地下党员组成。

在金陵支队，刘伯承对陶子平等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关心爱护。陶子平留在调查研究科，整理情报资料。

当时，中共中央对南京的接管政策是“盖锅”政策，即用一片片的锅盖把“锅”盖起来，然后按系统原封不动地整体接收。调查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南京的地情资料，分析补充新情况。

1949年刚解放时，陶子平（前排左一）等8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合影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消息传到合肥。当夜，陶子平等人便跟随刘伯承部队，向南京出发。陶子平回忆，4月27日乘坐“京电号”小轮船渡江时，有记者准备给刘伯承同志照相。看到陶子平等站在一旁，刘伯承还喊道：“‘小鬼’们，一起来照个相吧。”

进城后，年轻党员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布告上盖图章。盖章盖到大拇指磨出水泡，布告却还不够用。后来，陶子平等人找到曾供职的《中国日报》馆，拿了《约法八章》布告的样子，用石印印刷了若干份才应了急。

1949年5月1日，中共南京地下党和随解放军南下的干部3000人在国民大会堂（今南京人民大会堂）会师。陶子平和同志们一起，开始建设新南京的工作。

参考资料：

《在历史的洪流中——革命者口述历史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