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击中生长 抗大九分校的南下“小长征”

1943年3月10日，溧水甘戴村这个平时不起眼的小村落迎来了一件大事——抗大九分校的开学典礼。

这可不是一所普通的学校，而是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培养了众多军政干部的学校。

这次开学典礼上，新四军十六旅政委江渭清致贺词，副校长刘季平作了动员报告。

成立——前身是抗大苏中大队

1941年七八月间，日军对苏北、苏中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增设据点，封锁交通，苏中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了零碎的小块。

局势危急，新四军的军政工作又急需大批干部。在华中地区已不能继续集中办学的情况下，新四军军部灵机一动，想出了更换地点、分散办学的方式。

9月，华中地区军校的部分干部来到苏中，与原一师苏中抗日军部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抗大苏中大队。

抗大苏中大队成立后，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单独行动，穿梭于日伪军据点与河田公路之间，必要时还要转移到日伪区进行斗争。

曾经，抗大苏中大队90天中跑了七八百公里，参加了8次战斗，平均十天左右就有一次恶战。

可以说，配合大部队进行突围、转移、战斗，都是常事儿。

当时，新四军同时面对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形势严峻，如一首革命歌曲所唱的那般：“前有狼，后有虎，我们在夹击中生长。”

抗大九分校教导大队成员

1942年5月，师部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将抗大苏中大队正式改名为抗大九分校，首任校长由一师师长粟裕担任。

南下——在战斗中坚持教学

抗大九分校成立后，学员们一直处于边战边学的状态。敌人来犯时，学员们便行军作战，利用战斗间隙组织学习；形势稳定时，学员们又在学习的课余，保持日常战备。

从苏中转战苏北，再由苏北回到苏中，抗大九分校的师生们在行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走海路时，大家每天吃的是用元麦面炒的干粮，淡水用完只能就着海水和着炒面粉充饥。食物味道不仅又苦又咸，更有许多师生为此生病。

初冬时节，天气寒冷，师生们大都还身着单衣。夜里行军到哪里，大家就在猪圈、鸡窝旁铺上干草，一个班的学生挤睡在一起，互相靠体温御寒。有的同志实在无法入睡，干脆起来跑步做操，不停地活动提高自身热量。

1943年1月，由于日军再次对苏中反复“清乡”，抗大九分校开始了一场号称“小长征”的长途行军，南下渡过长江，转入苏南溧水地区。

位于溧水的抗大九分校第一大队驻地旧址（摄于2018年）

南下的征程中，抗大的学员们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学习：行军时在背包后面插上硬纸板做字牌供后面的同志认字；休息下来用树枝在地上划着练字。

当时的学习条件可以想见，门板当黑板，背包作凳子，双膝是课桌。上课时，大家全副武装，一有战斗打响，立马就背起包，扛起抢，跑向阵地。

学员张学涛参军前是个放牛娃，从未进过学堂的门，加入新四军后才识得一些字。他担任副连长时点名，花名册只认得一半，剩下全靠死背。

待他离开抗大九分校时，认识两千单字，阅读书籍报刊、书写信件报告已不在话下。

返回——再渡长江抵达苏中

1943年2月中旬，抗大九分校在副校长刘季平的带领下，到达溧水里佳山、云鹤山等地，开展军政训练。

经过一系列的整编修整，抗大九分校共有师生1200人，也是最鼎盛的时期。

苏南抗日力量的增强，震慑了日伪军，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惜撤退皖南、浙西部分对日军的防务，调动12个团15000余兵力，迂回包围、东西夹击，向驻溧水、溧阳一带的新四军发动大举进攻，扬言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

苏南反顽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

面对数倍于我的敌人，新四军顽强抗击，浴血奋战。战斗中，抗大九分校第一大队扼守的铜山阵地，遭到敌人猛攻。200 多名指战员与数倍于己的顽军展开激战，以伤亡60多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大队长汤万益、政委唐昆远、副大队长文有武等英勇牺牲。

跳出敌人包围圈后，抗大九分校再次渡江北上，抵达苏中根据地与师部会合。

1944年6月，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抗大九分校结束了历史使命，转为苏中公学，主要培养区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建设人才。

从1942年至1944年5月，两年中抗大九分校共办学五期，培养了军政人才3300人，做出独有的贡献。

参考资料：《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抗大九分校》

       《抗大九分校文化教育片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