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联手佐尔格 一场国际大营救

1931年8月14日，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将一户外籍家庭从上海押解去南京，关在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令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关押、审判，会成为世界头条新闻，掀起国际国内的舆论风暴，并引发国际进步势力营救活动。

来历成谜，“怪西人”夫妇是何人？

“怪西人”，即奇怪之洋人。1931年的上海滩，出了一起轰动的“怪西人案”。

这一年6月15日，英国巡捕悄悄包围了上海公共租界里一幢三层小楼，逮捕了正在用餐的男主人以及他随后赶到的妻子。甚至，夫妇俩的孩子与家里的保姆也未能幸免。

从搜出的护照上，巡捕们知道男主人名牛兰（Noulens），女主人叫汪得利曾。不过很快，另一个房间里搜出了十几本不同姓名和国籍的护照，牛兰身上也搜出3串共27枚钥匙。

在狱中的牛兰夫妇

巡捕由此找到牛兰另外两处活动点，搜出六百多份文件，里面的内容都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关。还有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4.7万美元。

种种迹象说明，牛兰夫妇不是普通人。

事实上，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牛兰夫妇都是老资格的“契卡”（苏联情报组织）成员，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使用若干假名，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在上海，两人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了十处住所，利用各种合法身份，负责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络，并管理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

入狱后，牛兰夫妇保持沉默，没有暴露身份。找不到确切证据证明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重要人士，上海租界巡捕房就只能放人。

糟糕的是，恰在此时，国民党中统通过叛徒顾顺章和向忠发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就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代号“牛轧糖”。

宋庆龄出面谈判，蒋介石拒绝用亲子交换

没多久，中统局与巡捕房达成交易，将牛兰一家押往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

南京老虎桥监狱

令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的这一行为，会成为当时世界的头条新闻。国际国内舆论和各界人士对于“牛兰事件”高度关注，掀起了营救牛兰，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

在这过程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重要人士出力最多——宋庆龄。

当牛兰夫妇被押解至南京时，国际进步组织与进步人士纷纷致电宋庆龄，把营救牛兰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宋庆龄也不负众望，全力投入到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

宋庆龄、鲁迅等在鲁迅家中合影，右起：鲁迅、蔡元培、宋庆龄、萧伯纳、史沫特莱

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设在欧洲的“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在该委员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世界各地，一封封抗议函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当局。

柳亚子等人在报纸上发布要求释放牛兰的声明

国民党政府却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于是，宋庆龄决定以“孙夫人”的特殊身份，与妹夫蒋介石直接对话。

在这次对话中，宋庆龄告诉蒋介石，共产国际拿出了蒋经国（蒋介石长子，当时在莫斯科）作为交换筹码。原以为，蒋介石不会拒绝这一交换，没想到却被一口回绝。蒋介石表现得“大义凛然”：“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

而事实上，牛兰夫妇被捕后，大量机密文件与资金被查抄，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各组织几乎全部陷入瘫痪或瓦解状态。如此重要人物，蒋介石岂肯轻易放过。

“红色谍王”佐尔格出马，赢得转机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同时，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

“红色谍王”佐尔格

佐尔格，二战期间苏联最传奇的王牌间谍。他与周恩来介绍的助手张放一起活动，不仅打听到牛兰夫妇的下落，还和案件主管取得了联系。最后，佐尔格以3万美元的重金，得来牛兰的亲笔信。

当时信上的内容被登载在欧美进步报刊上，又被国内的报纸争相转载。正是这封信，证实他确实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为国际进步势力的营救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笔重金，1932年春，共产国际派来2名送款人抵达上海，其中一位是有着十年党龄的德共党员布劳恩。此后，布劳恩留在中国，成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即国人熟知的李德。

宋庆龄（右一）、杨杏佛（左一）与牛兰夫妇的辩护律师琼·文森特夫妇

舆论重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先释放牛兰的孩子。1932年5月，国民政府又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有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

在狱中时，牛兰夫妇就曾以绝食相抗。法庭上，两人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最终，国民党当局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

法院判决后，牛兰夫妇被送至南京市中心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监禁服刑。直至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辗转返回苏联。

参考资料：

《档案春秋》

综合北京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