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中国是受毒品祸害最深的国家。作为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也是解放前烟毒的重灾区。
南京城刚刚解放,市军管会就着手禁毒。1952年下半年,南京市委更是打响了解放后南京首次大规模禁毒战争。9月3日,南京市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市性宣判大会,宣判乔国良等3名大毒犯死刑,并组织15万人通过有线广播收听大会实况,造成强烈的社会舆论。
斗争毒犯
积极行动,初战告捷
解放初期,南京不仅毒品泛滥成灾,还形成了“湖北帮”“南京帮”等几大贩毒团伙。这些毒贩大多数散布在交通要道和人员繁杂地区,活动猖獗,危害民众、影响治安。更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利用贩毒筹集资金,破坏新生政权。
为此,杜绝烟毒流害、保护人民健康成了新生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9年5月,南京市公安局成立后,先后在中华门、水西门等城门口及下关车站、中山码头和浦口码头建立治安检查站,缉拿毒贩。同时开展户口调查,将吸毒贩毒人员列为特种户口等级,进行调查控制。
解放初,南京街头武装巡逻的公安人员
10月,南京市公安局还发布了《禁止烟毒暂行办法》,责令种、制、运、售毒者主动登记,交出毒品、烟具,并号召市民检举吸毒贩毒人员。在市民的积极支持下,1949年5月至12月,南京市共查破烟毒案件1500多起,抓获毒犯400余人,初战告捷。
此后,南京市还根据中央发布的《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提出禁毒工作计划,加强了缉毒工作。1951年4月,号称“南京四大金刚”之一的大毒犯项福如被缉拿归案。项福如自1940年就以贩毒为生,往返南京、芜湖等地,南京门西一带毒贩都是从他手中批货。打掉该团伙,也是南京缉毒工作的一大胜利。
结合镇反运动,3个月摸清毒情
时间进入1952年, 经过两年多的查缉,公安机关已查办毒犯3600多人,处决了几个贩毒头子。但由于南京受烟毒之害甚久,依旧是禁而不绝。
即便是1950年2月中央发布禁毒令后,南京仍有烟毒犯4000余名。而在这些毒犯中,就有大量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地主等。他们犯罪史长,多年来结伙成帮,各霸一方,还伪造证件、冒充干部、行贿官员,腐蚀革命队伍。
镇压反革命动员大会
1952年春,南京结合第二阶段镇反运动,展开全面查禁烟毒工作。经过3个月的调查侦察,基本摸清了毒情,为制定全面禁毒计划,拟具惩处标准提供了依据。
1952年7月,南京市委根据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首先集中解决贩毒问题及包庇掩护毒贩现象”等精神,打响了解放后南京首次大规模禁毒战争,制定了发动群众开展禁毒运动的计划,成立了市、区两级禁毒指挥部。
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烟毒运动,在南京逐步展开。
近半年禁毒战,将烟毒“斩草除根”
1952年8月11日,南京市委发布了《关于禁毒宣传工作指示》,采取会议、口头宣传等形式,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登记工作。截至8月24日,全市召开群众会议2779次,到会群众约27.6万人。
收缴毒品
大大小小的会议,使人民群众普遍理解禁毒的意义、人民政府的决心和自己应尽的义务,禁毒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9月3日,南京市召开了全市性宣判大会,并组织15万人收听大会实况。会上,大毒犯乔国良、程其宽、刘树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中,乔国良为下关毒犯“四大金刚”头目,自1928年就开始贩毒,汪伪时期组织武装往返蚌埠、徐州等地贩毒,抗战胜利后又勾结国民政府警察厅特务进行贩毒。
紧接着,各区也分别召开宣判大会,并运用快板、相声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入宣传,掀起检举的高潮。人们异口同声地表示:“一定要把这些坏人一个个搞光才好。”一些毒犯的家属也表示:“早就该抓了,不教育改造一下,将死无葬身之地。”
枪毙毒枭
禁毒运动的深入,打消了毒犯观望、怀疑、抗拒等心态,推动了登记和审讯工作。至9月底,共报到登记的近5千名。国庆节后,运动已转入以追缴毒品为中心的定案处理阶段。
禁毒运动末期,南京市配合进行戒毒工作,在三区(秦淮区)、六区(下关区)各设一个戒烟所(对外称卫生所),专门负责戒烟工作,其他区烟民均在这两个戒烟所统一配药。对此,瘾民及家属很是感激:“这一下可把烟毒斩草除根了!”
至此,南京的烟毒基本上肃清,到1953年只发现5起规模较小的贩毒案,1954年后就基本禁绝了。
参考资料:
《春风七年金陵路》
《金陵瞭望》
综合南京晨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