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行军 南京药剂师的援藏记忆

1950年初，当人们还沉浸在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时，一支部队吹响了向西藏进军的号角。

这是第二野战军第18军，担负着保卫边疆、建设西藏的双重重任。

他们一边修路、一边行军，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送给西藏。

修建进藏公路的部队进行动员大会

在南京的朱平和周锡良夫妻俩，便是当年18军的战士。

两人在援藏时相恋，并留在那里建设祖国的大西南，改革开放后才回到南京。

提前毕业，进军西藏

1951年的夏天，让周锡良一直记忆犹新。

那时的她风华正茂，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医学院。

校园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进军西藏，保卫边疆”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周锡良与同学们也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为新中国作贡献。

很快，他们这批参军、入学刚两年的年轻人响应党的号召，提前毕业了。周锡良被分配到18军卫生部，是当时毕业的女同学中唯一分配到进藏部队的。

周锡良背起行囊，带着生活最必须的用品，加入进军西藏的行列。

上世纪50年代，周锡良踏上援藏之路

翻山越岭，天路行军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天路艰险，二郎山是周锡良和战友进藏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山。

当时，川藏公路还在建设中。几个年轻人坐上一辆运粮卡车，在公路上颠簸前进。浓浓的尘土让大家全身罩上一层“沙罩”，有的人因为晕车呕吐。

“但大家情绪仍然很高，互相对面时戏笑对方变成了‘花脸’。”

到二郎山时，汽车盘旋而上，美景令人忘记旅途的疲劳。大家有说有笑，唱起在学校里就经常唱的《歌唱二郎山》，歌声不断，全然忘了汽车行驶在悬崖绝壁。

相比二郎山，折多山是到甘孜路上最高的一座山。

周锡良还记得，那还是半夜，车队便吹响了起床、开饭哨声。没多久，车队在山谷中缓慢向上。

随着坡度越来越陡，急转弯也越来越多，汽车颠簸得越来越厉害。多数人开始呕吐，周锡良也觉得头晕、心里烦躁。

司机见状，便把车停到路边，安慰大家躺在米袋上不要动。这时，山上刮起了大风，雪花飘扬，天气骤冷。一行人便盖好车棚，蜷缩在一起，闯过了折多山顶。

两三天后，周锡良等人终于到了目的地——甘孜。

挥洒热血，建设边疆

“其实坐车不辛苦，那些背着背包、米袋爬山的经历更艰难。”回忆自己的进藏经历，周锡良如是说道。

在甘孜卫生部门诊室工作时，周锡良接触到了前方修路和在甘孜修建机场的伤病员，更觉他们的不易。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许多年轻力壮的战士，因高山反应和超负荷劳动，体力不支而病倒了，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许多和周锡良一样刚参军不久的女兵，不顾天寒地冻、高原缺氧，起早贪黑抢修机场，巾帼不让须眉。

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女兵们的皮肤晒得黝黑，双手粗糙裂痕累累。晚上，大家就睡在寒冷潮湿的帐篷里，忍受寒气侵袭……

然而，就是这样恶劣的环境，也没有人叫苦、埋怨，所有人都坚持着。

退休后的周锡良

夫妻援藏，青春无悔

1952年3月底，周锡良的人生迎来新的起点——

昌都建立解放政权后，周锡良被分配到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卫生队药房工作。

那也意味着，周锡良三年军旅生活结束，从此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西藏医药卫生工作的开拓者。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旧西藏，广大农奴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解放后仍不知医药为何物，且对新事物很排斥。生病后，他们就去找神婆看病，产妇们甚至在牛棚里生小孩。

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为群众免费送医送药，逐渐得到群众的拥护。

1954年初，卫生队建立一个宗（县）卫生所，这是西藏地区第一次建立起来的县级卫生医疗机构。医护人员们一边看病，一边宣传科普知识。“建立后不久，卫生所所长用打虫药，治好了白日寺活佛的腹痛。在那之后，看病的人骤增。”

作为早期进藏人员，周锡良将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西藏。援藏期间，她与18军54师的军人朱平相知相恋。

朱平、周锡良夫妇

两人一起建设祖国的大西南，直到改革开放后回到南京。周锡良在脑科医院工作，退休前为主管药剂师。

每每回忆起那段宝贵的经历，两鬓斑白的周锡良总是神采奕奕。

“我从来没有后悔去西藏，而是感到非常自豪，那段经历让我的一生变得非常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