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午夜，江浦县六房滕村的一处民房，一床被单将门窗遮得严严实实，半点烛光都不曾漏出。
房内，两位年轻人正埋头抄写着什么，也不敢大声说话，交流全靠耳语和打手势。
这样安静的忙碌已持续了两个晚上。
其实，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员，正在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获取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的两本密电码。
两天两夜 两本密电码到手
在战争年代，获得更多情报的一方往往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当时，核心机密往往都会以电报加密的形式传送。
如此一来，窃取和破译对方的密电码，就成了情报工作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1940年春，国民党江浦县政府来了两位刚毕业的年轻人：于彤和李青谷。两人的家族是世交，且在当地颇有势力，他俩刚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到了机要岗位，一人负责电报的收发，一人负责译电。
密电码属于绝密，管理严格
此时，于彤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李青谷虽思想倾向进步，但还没真正参加革命。
没过多久，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就发来了两本密电码，主要用于军事和党务方面，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经济、民政。
当时，韩德勤任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其以“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摩擦专家”而闻名，积极反共并得到蒋介石支持，频繁制造与新四军的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地老百姓创作了歌谣《天上有个扫帚星》咒骂韩德勤：“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手下白靠十万兵哪，只会欺侮老百姓啊；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丢开鬼子不去打哪，专门反共反人民啊。”
所以从一开始，于彤就寻思着如何将密电码弄到手，好帮助新四军军部进行反顽斗争。但由于密电码属于绝密，管理严格，一时没有机会。
大半年后，事情有了转机！国民党江浦县政府负责密电码保管的科长逐渐放松了警惕，将密电码交给了李青谷。
由于同李青谷关系密切，于彤这才有机会接触到密电码。
考虑到直接向李青谷提出要求有一定风险，于彤决定徐徐图之。
这一等，又是大半年。
1941年初，李青谷要请假两天，译电工作交给了于彤兼代。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他连忙向江和全工委书记胡克诚报告，要求突击抄取密电码。
两本密电码均为线装本，每本约有3000多个单字，按照格式准确抄写下来，工作量巨大。
胡克诚给于彤派来了自己的助手张先德，两人在于彤的住处埋头抄写了两天两夜，终于完成了任务。
拆开后的密电码经过重新装订、复原，被悄悄送还原处，没有露出任何破绽。
抗日战争时期，电台运用广泛
安全送出 助力新四军反顽
因为要等交通员，抄好的密电码一时无法送出。于彤的住处来往人杂，行李又简单，抄本竟无处可藏。
思前想后，于彤想到了为人忠厚的房东夫妇，他将抄录好的密电码封好，说是去世父母留下的遗物，恳请房东代为收藏。
果不其然，善良老实的房东夫妻答应了于彤的请求，当即把密电码埋在了自家的米缸里。
皖南事变后，形势紧张，能准确掌握国民党军事方面的动向，对于新四军反顽斗争意义非凡。
这时，于彤手里的两本密电码，变得尤为重要。
因为是周末，于彤照常休息。一早，他就将密电码抄本用公文信封封好带在身上，把事先准备好的、盖有江浦县政府朱红大印的证明“本府科员于彤前往某地执行公务，希沿途军警查验放行”也装在了衣兜里。
因为有公文在身，一路上颇为顺利。交通员浦玉明扮作农民，挑一担柴走在于彤后面。二人彼此相距十多步，看得见，但互不交谈，装作不认识。
到达指定地点后，于彤送上包好的密电码，匆忙而郑重地道别。
连夜赶回县政府的于彤，星期一准时出现在了办公室。
后来，时任江和全工委书记胡克诚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写道：两本密电码抄本送到新四军领导机关后，韩德勤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还用了一年多。
靠着这两本密电码，新四军及时截获、破译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由于鼠迹狐踪难掩，顽军对新四军的军事行动亦屡屡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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