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党的特殊经历

       我入过两次党，但不是因为脱党或失去关系后重新入党，而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几乎同时来发展我入党。从这件事，多少也可以看到当时地下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那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的。

　　我的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上半年，前后相隔大约一个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复旦大学史地系一年级的同班同学卓家纬，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络统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间，来发展我的是我在复旦附中读书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这时又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的邱慎初，他是属于中共上海市委系统的。

　　卓家纬那时刚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是在南京入党的。1947年秋，她考入复旦大学，但党的组织关系一时没有转到上海，还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她比我年龄稍长一点。因为是同班同学，经常在一起参加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她对我的政治观点和表现很清楚。史地系那时有个秘密的核心小组，一共7个人（后来才知道，其中当时就有张靖琳、吕明伦、卓家纬3个党员，但分属不同系统，还有陶承先、关郁南、傅道慧不久后也入党了），我和她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1948年1月，我因为参加同济大学一二九事件被校方记了一个大过。到4月间，她就来发展我入党。

　　发展我的方式很巧妙：因为她不能先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早就跟我讲过：“我们是不是一起想法找共产党？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诉你。”我当然十分赞成。过了一些时间，她忽然对我说：“有人要我们两个入党，你看我们要不要去参加？”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果我表现得犹豫，她可以说：那我们就不要去参加了，也不至于暴露她的身份；如果我的反应十分积极，就可以进一步谈了。那时，我一点也没有犹豫，立刻表示赞同。她就说：他们要我们各写一份自传，把自己过去的经历、思想变化的过程、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等等写清楚。当时我写自传的时候，她装作也在写自传。自传交上去后不久，她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某一天（具体日子已记不清了），会有人到你在江苏路的家里来，说他姓何，由她介绍而来，那就是来接关系的。

　　到了那一天，果然有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志来了，比我大约大六七岁，说是姓何，是卓家纬要他来找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看来并不是复旦的同学，但我也不好问他的名字和情况。他先问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他会定期到我家来的，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也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关系后没多久，邱慎初来找我。我们之间多年以来的关系太密切了，所以他没有绕什么圈子，直截了当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发展你入党，你赶快写自传吧！我当时刚入党，党内的规矩还不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间完全信任，就告诉他：我已经入党了。他大吃一惊，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纬。隔了几天，他很紧张地来找我，说组织上查过了，党内没有这个人。再多的情况，他也说不出来。我一下就慌了，急忙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交给我。这样，我又写了第二份自传。

　　6月初的一天，邱慎初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我入党了，会有人来同你接关系，暗号是送还你一本书，翻开来，书的第一页上盖有邱慎初的图章。到时候，有人按照暗号到宿舍里找到我。这次来的人，我认识，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同学江浓，台湾人，我前几天刚见过。谈的中间，我问他：原来我加入的那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他说：“大约是托派（那时候，对自称是共产党而查下来似乎又不是党员的，往往就认为是托派）。不过不要紧，组织上对你是了解的。”我很着急，问他这事以后该怎么办？他说：“你继续保持同他们的关系，注意进一步观察。”

　　这些情况，“老何”都不知道。他还是过一段时间就到我家里来一次。那时，学校里正放暑假，同学们大多分散回家。他来，主要是给我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指示精神，并没有安排什么行动任务。这种关系保持了三个多月。我“观察”来“观察”去，始终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学习中直接了当地问他：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他分析一番，讲得也很正确。这下，我就更糊涂了。

　　八九月间，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对学生进行大逮捕，复旦要捉的有30多人，我也在黑名单上。特种刑事法庭先是对我传讯，我得到组织上的通知，藏匿起来了，又被他们通缉。当我藏匿在外面时，江浓第一次约我见面，我就问他：那个关系怎么办？他说：甩了吧！我就没有再同“老何”联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学校。没多久，我遇到也曾属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的复旦新闻系同学程极明。我们也是极熟的同学，但我并不知道他原来是哪个系统的。他的组织关系是1949年初转到上海市委系统的。他问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指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说那些情况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他告诉我：那是南京市委系统的，“老何”的名字叫贺崇寅，也是他的联系人，现在正担任上海总工会的秘书处处长。并且还陪我去看了一次贺崇寅。以后，他又告诉我：卓家伟在解放后不久因病去世了。

　　这段经历以往都不在意。到“文化大革命”时，一想起来不禁不寒而栗。如果解放后不是遇到程极明，不是他把真相告诉我，我该怎样说清楚这段历史呢？如果要交代我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我只能说：党组织告诉我大约是托派。介绍人呢？早已去世了。联系人呢？我只知道称他“老何”，连姓名都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他的身份和在哪里了。这样，连一个证人也找不到，除背上一个可能参加过托派组织的“历史包袱”外，还能讲清楚什么呢？

　　最近20年，我一直在做党的文献编辑和研究工作，这才逐渐了解从抗战后期起，鉴于国民党统治区极端险恶的环境，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决定采取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等措施，在同一个单位里可以有不止一个系统，相互间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样，如果一个系统遭受破坏，另一个或几个系统不会受到影响，不致被国民党当局一网打尽。这种状况，只由比较高层的负责人掌握，我们是根本不知道的。以后，我还了解到：复旦大学在解放前至少有四五个党的不同系统，而人数最多的是上海市委领导的复旦党总支。

　　所以我确实是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发展的党员，但我那时没有为联络站的工作做过多少贡献。把这段真实的经历写出来，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一些联络站当时的环境和它的活动状况。(金冲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