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中夏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探索

论邓中夏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践探索

李  勇

摘   要:邓中夏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人物之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段发展历程。邓中夏从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开始初步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到五四运动时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再到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生抉择。

关键词:邓中夏;马克思主义;湖湘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邓中夏

邓中夏作为中国共产党先驱人物之一,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经历了一段发展历程。他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从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积极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最终确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邓中夏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典型。

一、从封建礼教下的意气书生到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

邓中夏作为19世纪末出生的湘籍人士,自幼在父亲邓典谟和塾师教导下,深受王夫之、魏源、曾国藩等著名湘籍思想家影响,这些思想家在引领湖湘文化发展时所倡导的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等品质在邓中夏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邓中夏在湖南高等师范读书时与同乡友人的合影

后排左二为邓中夏

岳麓书院是湖湘文化的摇篮和象征,是邓中夏早年接受民主思想启蒙的重要场所,他从这里开始由旧书生向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转变。1912年9月,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湖南高师),正式迁入岳麓书院办学。1915年秋,邓中夏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高师。高师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成为他这一时期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引路人。当时由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正席卷全国,为湖南思想界变革提供了良好契机,得到一直呼吁“唤起国民之自觉”的杨昌济热烈支持。湖南社会层面不同领域发生着显著变化,如旧的礼教开始受到人们抵制、西方新思潮开始在湖南大量传播等。邓中夏正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与湖湘文化开始转型之际,来到岳麓书院,与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成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1]

杨昌济作为当时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在学术上善于通过选择、批判、融合等方式,推动旧学与新学一体发展,最终“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2]。他对宋明理学研究颇深,赞同湖湘文化中论及个人修养和治学方法的有益成分。杨昌济在授课中推崇王船山强调的重视个人独立精神,尤为看重谭嗣同在《仁学》中对儒家“三纲”之说的批判精神,希望邓中夏等青年能够养成个人独立之性格。因此,在当时一个时期内,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湖南学子盛行研读船山学说和谭嗣同《仁学》的学术风气。除了力推湖湘文化精髓,杨昌济还不遗余力地向邓中夏等人宣传新思想,甚至自费为他们订阅《新青年》杂志,鼓励学生阅读《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使这些进步青年很快成长为敢于变革社会的热血青年。受杨昌济的启发和教育,邓中夏的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愈发强烈,与毛泽东等人立志“要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改革社会、国家的伟大抱负,以及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3]。从1915年秋到1917年夏,在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代表的“新思想”和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代表的“旧思想”剧烈碰撞下,加之杨昌济的热情指导,邓中夏从传统的湖湘文化世界中走出来,开始接受民主主义思想。

二、从爱国进步青年到激进民主主义者

1917年,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

图为北大红楼旧影和大学时的邓中夏。

1917年8月,邓中夏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文学系),立志以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思想、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为主要目的。入学不久,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引起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主将李大钊的热切关注。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为追求进步的广大中国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邓中夏经常光顾北大图书馆,成为热心读者,“认真学习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和外国历史,研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军阀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状况”[4]。此外,他还多次聆听李大钊的授课,对其思想观点推崇备至。在李大钊影响下,邓中夏开始密切关注十月革命,集中阅读大量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据邓中夏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许宝驹回忆,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邓中夏曾短暂呈现过一段起伏不定的状态,如他时而从谈笑风生变得沉默寡言,时而焦虑并感叹中华民族将陷于亡国灭种危险境地,同时又拼命搜集、阅读各种进步书刊。经历过这段特殊的思想波动期后,邓中夏在学生中又变得活跃起来,他甚至不止一次对许宝驹说:“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5]

俄国十月革命引起了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干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在干涉俄国革命的同时,趁机扩大在中国的殖民利益。1918年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合称《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21日,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与李达、黄日葵等从日本返回国内的留学生代表,带领北京数所高校2000余学生,赴民国北京政府总统府请愿,强烈要求废除丧权辱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然而,北京政府的草率应付及冷漠态度让邓中夏等学生意识到,仅仅依靠学生孤军奋战发动一两次游行示威,根本救不了病入膏肓的中国,必须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救国实践中。“五二一请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它是五四运动的预演”[6]。

邓中夏主持创办的《国民》杂志

“五二一请愿”以失败告终,但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在请愿结束后迅速组织了学生爱国会。随后,学生爱国会与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学界联络,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的秘密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鉴于北京学界在全国学界中发挥着重要的联络作用,爱国学生决定将学生救国会总部设立于北京,推举邓中夏担任总务部干事,邓中夏因此成为该会主要负责人之一。但由于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举动进行严密监视,学生救国会一时难以发挥作用,因而邓中夏等人决定从创办杂志入手,率先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反帝爱国宣传。1919年1月1日,《国民》杂志创刊号在北京正式面向全国出版发行,其宗旨为“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7]。《国民》杂志的创刊不仅吸引青年学生关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同样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在邓中夏等人邀请下,蔡元培欣然为《国民》杂志作序,并对杂志提出“正确”“纯洁”“博大”的殷切期望。邓中夏是《国民》杂志主要创办人,也是主要编辑之一,他对杂志栏目认真谋划、精心设计,开设《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哲学·历史》《教育》等栏目,深受青年读者喜爱。《国民》杂志作为五四运动前创办的刊物,与同期其他刊物相比,突出特点是敢于公开谈论政治,具有浓厚的反帝色彩。在李大钊、陈独秀、杨昌济等北京大学教授影响下,邓中夏经常以“大壑”为笔名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时政评论,先后刊载了《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铁路统一问题》《中日新交涉》《国防军与日本》等文章,批评北京政府。邓中夏的“这些评述性文章,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学生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为即将爆发的爱国反帝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8]。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街头演讲

针对《国民》杂志受众群体主要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尚未实现唤醒全国民众共同救国的现实,邓中夏开始意识到要善于“用炽热的热情去点燃民众智慧的火花,用孜孜不倦的精神去拨开普通劳动者的心扉,用爱国主义的教育去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9],希望全国的民众都能为挽救民族危亡贡献自己的力量。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本校学生邓康、廖书仓等近发起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10],并附有《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消息刊登后,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一事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广泛讨论,许多进步青年踊跃报名。3月26日,以《国民》杂志社成员邓中夏、许德珩、黄日葵等为骨干分子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正式成立。他们分成若干小组,在闹市区和郊区、工厂、农村等处,进行宣传鼓动,主要围绕反对封建迷信思想、提倡科学文化知识等内容进行演讲,“后来慢慢增加国内外大事述评,以唤起民众共同投入反帝、爱国、救国斗争”[11]。

4月30日,英美法日等列强议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次日,英国外交大臣正式将该决定通知正在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这一消息传到国内,社会舆论一片哗然,爱国学生被彻底激怒。5月3日晚,邓中夏以《国民》杂志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负责人身份主持召开北大学生大会。他在大会上激愤地表示,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就要用实际行动抗议和反对帝国主义。学生大会决定次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明确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邓中夏作为骨干成员,参与了著名的火烧赵家楼行动,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他在五四运动的酝酿、爆发、发展等各个阶段都表现得可圈可点,为这一伟大爱国运动取得胜利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从北京各高校学生5月4日开始游行示威,到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历时近两个月的五四运动告一段落。5月26日,《每周评论》刊登了作者署名为“毅”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对北京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作了生动的描述:“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12]

然而,当五四运动进入尾声时,部分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感知又回到茫然状态中,逐渐失去运动高潮时的斗争锐气,如有的学生继续埋头苦读,有的学生忙于出国等。但对于邓中夏等信念坚定的进步青年而言,经过五四运动洗礼,他们积极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希望从中探索出救国救民道路。正如五四运动武汉地区学生领袖恽代英所言:“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自己却不下真心做,此其所以为亡国奴之性根。”[13]邓中夏作为五四运动主要组织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全程参与运动,是当之无愧的五四运动急先锋,思想开始迅速地向激进民主主义转变。无论是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还是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国民》杂志,还是在五四运动中勇立潮头,邓中夏都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付出了不懈努力。

三、从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李大钊等人影响下,邓中夏在五四运动前夕和五四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但在当时他仍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各项具体实践中,“不可能坐下来比较系统地钻研马列主义理论”[14]。五四运动斗争实践让邓中夏明显意识到及时补充革命理论营养是增强斗争本领的一剂良药,尤其他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显示出巨大的力量,他开始以主要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据邓中夏的北大同学杨东莼回忆,邓中夏善于在阅读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如他在阅读《新青年》《觉悟》《每周评论》等杂志时,搜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最新变化的报道,并将其中的重要观点“摘录在笔记本上,并经常剪报贴报,分别归类”[15]。

1919年暑假,为响应李大钊“少年中国”之“少年运动”号召,邓中夏搬出北大学生宿舍,与罗章龙、杨东莼等十余位同学租住在北京东皇城根达教胡同4号的一个大院,并取名为“曦园”,意为住在这里的青年要像晨曦一样朝气蓬勃。邓中夏居住曦园期间,一方面身体力行地践行“劳工神圣”理念,更为重要的是他为自己制定了详细的阅读计划,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本观点,从自然科学、历史进化、哲学思想、思想史等方面进行研究。邓中夏还注意与京外学界保持密切联系,如他与远在长沙的毛泽东经常相互通信,对毛泽东提出的要把主义和问题结合起来以研究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观点颇感兴趣,还将毛泽东寄给他的《问题研究会章程》推荐给《北京大学日刊》全文刊载。尽管曦园设立一年即宣告解散,但对邓中夏而言,曦园“新生活”是其思想发生重大转变和产生巨大飞跃的时期,在这一年内“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二次‘集中学习’……奠定了他一生的革命事业”[16]。

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的合影。

后排左七为邓中夏;前排左四为罗章龙,

左五为何孟雄,左六为黄日葵。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与黄日葵、高君宇、何孟雄等19人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一则启事,对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进行公开宣传:“本会叫做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17]。研究会定期召开讨论会、报告会,组织会员搜集、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专门设立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据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通告》记载,当时亢慕义斋已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基本上涵盖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重要著作,如以英文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中文书籍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翻译的《阶级争斗》、李达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等。

“亢慕义斋”旧址

邓中夏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深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极响应李大钊提出的“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18]的号召。他通过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觉悟得到进一步提升,最终完成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者的“复合体”,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随着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蓬勃发展,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中心形成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开始自觉与工人阶级结合,直接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各项宣传活动。正如邓中夏后来回忆五四运动时强调:“真的‘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19]这批青年在工农群众中的活动为即将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提供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力量,同时促进邓中夏等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1920年9月,邓中夏积极协助李大钊开始筹建北京共产党小组。10月,在李大钊带领下,邓中夏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他骨干成员共同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邓中夏作为北京共产党小组发起人之一,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由此正式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在这条布满荆棘的革命道路上,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懒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20],最终实现走上“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21]。

四、结语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致罗璈阶信》中指出:“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22]邓中夏正是这般“刻苦励志的‘人’”,他从新文化运动到参与北京共产党小组创立,不断在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升华斗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逐渐深化,并付诸新的实践。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不久,邓中夏即受李大钊派遣,赴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成为我国北方最早的一所工人学校。邓中夏在较短时间内确立了工人运动道路的奋斗方向,开始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23],踏上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道路。从意气书生到革命战士,邓中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执着追求和艰苦探索是五四新文化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探寻救国道路的缩影。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当时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杨昌济则同时担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2][3]张静如主编:《毛泽东研究全书》卷6,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0-5471、5471页。

[4]冯资荣、何培香编著:《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7页。

[5]晓北、姜伟:《邓中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6]孔繁岭:《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7]张允侯、殷叙彝、洪清祥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2页。

[8]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9]杨军:《邓中夏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10]《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征集团员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7日,第458期。

[11]曾天雄、李小辉:《试析青年邓中夏共产主义思想形成中的三次转变》,《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第196页。

[12][20][21][23]江苏省档案馆编:《红色记忆-江苏省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报刊资料选编(1918-1949)》,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5、35、36页。

[13]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14][15]姜平:《邓中夏的一生》,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4页。

[16][19]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5、1354页。

[17]《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第894期。

[18]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新生活》,1920年1月25日,第23期。

[22]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页。

作者简介

李勇,男,法学硕士,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馆员、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注:本文发表于《档案与建设》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