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心：雨花英烈精神何以震撼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雨花台留下姓名的烈士就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是对雨花英烈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揭示。长期以来,这一党在革命年代形成的精神,以其震撼人心、塑造灵魂的强大正能量,激荡和滋养着无数人的心灵。

　　雨花英烈精神为何震撼人心?根本在于它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初心,和它赖以生成的共产党人为实现初心进行的异乎寻常的奋斗和牺牲。

　　雨花英烈精神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雨花英烈把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为自己崇高的理想信念,并为之奋斗终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饱受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历史的紧要关头,一批出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先进分子站了出来,他们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在前人奋斗的基础上,接续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并通过反复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世界、改变中国社会面貌的思想武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谋求人民幸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初心。雨花英烈中的许多人,当年就站在这批先进分子的行列中。

　　邓中夏烈士,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出身官宦家庭,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在校期间,取得公派出国留学资格,并获得在民国政府农商部工作的机会。1919年5月2日,他获悉,巴黎和会上英、法、美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时,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特殊权益无条件让于日本,立即挺身而出,站到中国人民抗争的前列,投身于伟大的五四运动。从那时起,他全然放弃属于自己的种种优越条件,用全部精力和心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在党的初创时期,他披荆斩棘,策动和领导了“二七”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等著名的工人运动;在斗争的岁月里,他4个孩子2个夭折、2个送与他人抚养,至今下落不明;在遭受党内错误路线排挤打击时,他隐忍为党,在油印工作这个最基层的岗位上,为党默默工作,毫无怨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伫看十年后,红花看满地”的诗句,表达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邓中夏的人生道路,就是为国为民忘我奋斗的道路,他的崇高形象,诚如他的自诩——职业革命者。

　　恽代英烈士,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1919年5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那年,他24岁。第二年,已经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恽代英写下了一首充满激情的新体诗:“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年,他在宣城第四师范做教员,每年有2000块大洋的收入。当年,一个三口之家,每年的生活费大约在300个大洋左右。他经济宽裕却过得俭朴,“除了一副近视眼镜和一只手表,其它一无所有”, 收入主要用于接济经济困难的学生和资助革命活动。恽代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播者,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的肇创时期,他坚信建立新中国的宏伟理想必定实现。就在广州起义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他对身边年轻战友说过这样一段话:“年轻人,要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那你还不过五十岁,接着再搞三十年的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邓中夏、恽代英等建党之初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情感是那样的真挚,责任是那样的强烈,担当是那样的勇敢,他们当年高高擎起的理想火把,穿透历史,点燃着后来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限激情。

　　雨花英烈精神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雨花英烈把为了人民、造福人民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为之奉献一切

　　大道至简,天下为公。舍己为人、舍己为公,最能说明问题,最能打动人心。人们正是在这一点上,考察和认识了党的初心的伟大和真实。雨花英烈用他们的动人事迹,为此提供了经典样板。

　　许包野,雨花英烈中学历最高的一位烈士。他出生于暹罗(今泰国)一个华侨商人家庭,1919年,以名列第三的成绩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1921年,在德国哥廷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学习时,他结识了朱德,两年后,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外,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掌握了法、德、俄、英等国语言。凭他的条件,在国外完全能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1931年,共产国际派遣他回中国从事革命活动。阔别祖国11年,他在家只住了10天,临走时告诉妻子要去厦门,从此夫妻分离,再无音讯。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他的革命生涯才从历史的尘封中走出。1931年到厦门不久,他出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书记;1934年7月,受党派遣,化名“宝尔”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同年9月,根据中央决定,他化名“老刘”,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5年2月,因叛徒出卖在开封被捕,不久被解到南京,在狱中遭受重刑折磨,英勇牺牲。1987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那一年离他牺牲已经过去了52年。生前,他为革命放弃了个人的富裕安乐;身后,他的事迹长期无人知晓。

　　“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的理想就是让天下孩子都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希望革命成功那天,过上好日子的孩子中间能够有我们的孩子。要是他们不在了,我们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毕竟快活了,幸福了。”这是卢志英烈士生前在狱中对妻子说的一席话。卢志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重要成员,他和妻子有过三个孩子,其中两个在革命中失散,下落不明。1947年他在上海被捕入狱,妻子和唯一的一个儿子同他一起被关押。面对已经失去两个孩子,剩下的一个孩子身陷囹圄、生死未卜,卢志英用这段话安慰妻子,也说出自己的掂量。

　　牺牲时,只有22岁的陈景星烈士,出生农民家庭,靠全家节衣缩食、抵押土地得以上学。1927年他考上金陵大学,同年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6日,已经是金陵大学党支部书记的陈景星,给母亲去了一封信,告诉她,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不能回家看望母亲、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了。因为,他要参加上级部署的8月份在南京举行的暴动。在这封信中他写道:“我常想,我若是读了很多的书,不能为社会上的被践踏的人类谋些幸福,那我怎么对得起母亲呢,怎能对得起母亲疼儿一场呢。” 两个月后,暴动失败,陈景星被捕,1930年9月4日被杀害于雨花台,这一天,离他给母亲去信不到三个月。

　　共产党人有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当他们走进党的队伍,心中装的便是人民,为了人民的幸福,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为大我。人民正是从这样的共产党人身上获得感召和信心,坚定地与党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

　　雨花英烈精神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雨花英烈把践行对党和人民的承诺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并为之不惜牺牲

　　雨花英烈大多是遭到逮捕关押,最后在敌人的监狱中或刑场上英勇就义的。他们的牺牲既不是战场上枪林弹雨中的突然倒下,也不是遭遇不测瞬间的生命消失,而是经过了一段特殊的囹圄生活,在失去自由、远离组织的情况下,面对各种威胁、利诱的严峻考验,最终献出自己生命的。他们以生命的代价,证明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价值、正义内涵和精神力量。

　　牺牲时52岁的朱克靖,是雨花英烈中的年长者。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之后,他随起义部队南下广州失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用10年时间寻找党组织,直到1937年,才重新回到人民军队。1946年1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朱克靖成功促成国民党新编第六军起义。但这年年底,新六军军长郝鹏举反水,重新投靠蒋介石,并诱捕了朱克靖。被捕以后,蒋介石曾三次请朱克靖吃饭,要他投靠国民党,朱克靖不为所动。1947年10月,朱克靖被害。在他的遗物中有这样一首诗:此生早许国,被卖作楚囚。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身心献党国,一死何足愁。

　　牺牲时16岁的袁咨桐,是目前已知年龄最小的雨花英烈。他是贵州赤水人,1929年考入晓庄师范,并加入共青团。在校期间,因多次参加革命活动,先后3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后,他的老师、贵州著名教育家黄齐生出面营救,找到了贵州籍的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要他手下留情。谷正伦的条件是,只要袁咨桐写一份悔过书,便可获释,但被袁咨桐严正拒绝。在国民党军队当团长的二哥也来信劝他悔过,在狱中,袁咨桐给他的二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虑的?有了这种舍己为公的奋斗的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

　　1927年到1934年的7年间,南京党组织先后八次遭受严重破坏,六任主要负责人和数十名党团骨干壮烈牺牲。第一次被破坏,发生在“四·一二”大屠杀前夜的1927年4月10日,此后的被破坏平均不到一年就是一次,其中第一次被破坏到第二次被破坏、第五次被破坏到第六次被破坏只有三个月时间,除了两次间隔一年以上外,其它被破坏时间间隔都在一年以内。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上任不久就遭到逮捕,从上任到牺牲的时间极为短暂。第一次被破坏中牺牲的谢文锦,1926年8月担任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4月11日凌晨被捕,不久牺牲,前后时间为8个月;第三次被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1928年3月任职,同年7月被捕,8月牺牲,从任职到牺牲仅仅5个月;第四次被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委书记黄瑞生,1929年4月上任,5月19日被逮捕,仅仅一个月;第六次被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济平,1930年7月15日任职,当月29日被捕,时间还不到半个月。八次被破坏,每次都有人牺牲。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接受任命就意味着面临险境,走向岗位就意味着献出生命,但为了履行对党和人民的誓言,他们以“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英勇气概,前仆后继坚定向前。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先烈最令人信服、最令人起敬之处,就是他们用生命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作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奠基,哪怕自己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哪怕生命对自己只有一次。这是初心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也是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