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笔下的南京大屠杀

　　经盛鸿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在1937年7月7日发动对中国全面侵略战争后，一直特别重视新闻舆论的作用。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数日，近卫文麿首相就召集日本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日本对华战争。

　　遵照日本当局的指示，在1937年12月日军进攻中国首都南京时，日本各大新闻传媒单位，组织、派遣大量记者、摄影师、作家、评论家，随军到南京前线进行采访与报道。这就是日本所谓“笔部队”的前身。

　　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开始几天还有滞留南京的5位西方记者。而当这5位西方记者在1937年12月15、16日先后离开南京后，南京城里，除了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外，就没有一个中、外新闻传媒界人士了。因此，在整个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随军采访的新闻记者、作家就成为世界新闻传媒界关于南京现状的唯一的目击者。虽然他们都目睹了十数万日军野兽般地冲进南京，对已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血腥的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但在当时，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他们看到的日军大屠杀暴行如实地加以记录与报道。直到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当年的日本随军记者、作家仍然对他们亲见的南京大屠杀暴行闭口不言甚至矢口否认;只有少数日本随军记者才将他们当年亲见亲闻的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向世界公布。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当时随军在南京采访。1937年12月13日，他在日军占领南京那天，最早随日军进了城。当时，刚攻入南京城的日军首先对在中山门、光华门、通济门、雨花门、水西门一线内廓与城垣阵地上作战负伤、未及撤退而被俘的中国军队负伤官兵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二郎目睹了日军在南京城东的中山门残酷地屠杀中国被俘官兵的恐怖情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在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4日，日本陆军特约摄影记者河野公辉也进入南京。他看到“死尸到处堆积如山，其中很多是睁着眼睛还没有死的，日本兵正用刺刀挨着个捅。下关尤其厉害，简直成了一片血海。”

　　《东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守山义雄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的场景。他后来向正在德国研究哲学的留学生蓧原正瑛作了如下叙述：“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三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然后从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血流成河，长靴几乎浸没在血水之中……”

　　应该指出，目睹了十数万日军对南京市民实施数十天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记者，绝不止上述这几个人。而上述几个随军的日本记者所见到的日军的暴行，也只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冰山一角。他们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被允许看到了部分日军暴行。但仅就这几个随军的日本记者的所见所闻所记，已是非常的触目惊心与骇人听闻了。

　　面对着日军在南京长达40多天的、大规模的血腥大屠杀，日本各新闻传媒的数百名随军记者、摄影师、作家，有不同的态度与不同的反映。

　　如前所述，日本随军采访的记者、作家因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思想灌输毒害，大多数人早就丧失了人类起码的良知。当日军发动对南京的疯狂进攻时，他们抢先报道日军的武功与胜利捷报;而当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血腥的大屠杀时，他们则自觉地充当了魔鬼的辩护士与粉饰工。他们对他们亲见的日军大屠杀的暴行，或认为是征服者应享有的“成果”，理所当然;或认为是战争中必然要出现的事情，在所难免。

　　1937年12月20日，在日军大屠杀的疯狂日子里，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Magee)将日军大肆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告诉《朝日新闻》的一位日本记者。那位记者竟回答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马吉就此事感叹道：“如何去评说日本人的性格呢!但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因为他们说这些话时是如此的自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事给我留下更强烈的印象。”

　　《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铃木二郎在战后回忆与忏悔他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态时，说：“……南京大屠杀后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惊。当时处于硝烟、尸体和血河中的我，由于一时的‘责任感’，对战争这种行为的错觉，以及对国际战争法的无知，尽管是件耻辱的事，却仍没有感觉到。目睹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睹过屠杀。因常常在残酷的战斗与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便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理，就会闪出嗜虐心理。”

　　这正是绝大部分的日本随军记者、作家、诗人们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心理状态。作家杉山平助于1937年12月27日来到南京，12月31日离开，前后在南京采访了约5天。当时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仍在进行中。这位亲临现场的日本作家看到了许多日军大屠杀造成中国难民尸体塞道的悲惨场面。他在一篇题为《南京》的随笔中写道：“一到夜里，年轻的记者不知不觉地在灯光下就战争与人道问题专心致志地议论起来。他们议论得十分起劲。我说，虽然战争已将开始，为取得胜利，并为确保战果，怎么干都行，这时，一切道德规范都无能为力。”更为恶劣的是，这些随军记者、作家中的一些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自己也加入抢劫财物的行列中去。《东京日日新闻》特派记者、曾连续写出所谓“百人斩比赛”多篇报道的浅海一男说：“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他也可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浅海一男就两个在南京采访的日本记者的行动发表感慨，其中一人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军，后来成了记者;另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浅海一男说：“他们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

　　许多报社的联络员更是十分活跃。“所谓联络员，是在战线上投送稿件、给记者和摄影师运送粮食的人。哪个报社的分社都有几个联络员。”他们做起了套购日军手中大量抢劫来的法币的生意。“一旦从军报道部领到联络员臂章，就可在战线上自由走动。不少人利用这种方便，从前线的士兵手中套购法币，或拼命搜集古董。战场居然也是一个挣钱的地方!”

　　担任南京警备司令官的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也对日本新闻记者参与抢劫与贩卖货币作了记载，他写道：

　　最恶劣的是抢劫货币。部队中有以中央银行纸币为目标，专门抢各地银行金库的行家。而且相对于美元来说，中央银行纸币要比日本钱值钱，因此要送到上海兑换成日本纸币。新闻记者和汽车驾驶员中有不少这类中介人，上海又有靠牟取暴利为生的掮客。

　　他们大肆报道日军在战争中的“武勇”与疯狂屠杀中国民众的“勇士”，又是刊文章，又是登照片，把这些杀人恶魔吹捧为日本的“英雄”。如《东京日日新闻》对日军第16师团第19旅团第9联队富山营中两名进行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的法西斯军人向井明敏少尉与野田毅少尉的疯狂行径，在短短10余天时间中，连续4次进行跟踪报道。到1937年12月10日，向井、野田已随第16师团攻击至南京紫金山麓，这时向井已杀106人，野田已杀105人，虽然向井比野田多杀一人，但因为分不清谁先杀满100人，难决胜负，于是又重新开始以杀满150人为目标的竞赛。《东京日日新闻》也于12月13日早刊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浅海一男、铃木二郎12月12日从南京紫金山发回的电讯，第四次报道此两人“百人斩竞赛”的消息，标题是：《百人斩超纪录——向井明敏106对野田毅105，两少尉要延长赛程》。报道如下：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紫金山麓12日电]在进入南京之前首创“百人斩”这一史无前例的竞赛的片桐部队的两位勇士——向井明敏少尉和野田毅少尉，在10日攻打紫金山的混战中，创下了106对105的记录。10日中午，两位少尉高举缺刃的刀相遇了。

　　野田毅：“我杀了105人。你呢?”

　　向井明敏：“我杀了106人。”……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谁在何时率先砍杀100人的问题，被搁到了一边。“这场比赛成了平局，我们改为砍杀150人的竞赛吧。”两人的意见马上取得一致。从11日起，砍杀150人的竞赛开始了。11日中午，在将中山陵尽收眼底的紫金山上，忙着追杀残敌的向井明敏少尉，向记者讲述了“百人斩竞赛”成为平局的详情。

　　在这些血淋淋的报道文字的旁边，还配发了一张这两个“杀人英雄”用双手支撑杀人战刀的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是浅海一男在常州请《东京日日新闻》的摄影师佐藤振寿拍摄的。

　　当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遭到国际舆论的揭露与谴责时，这些日本记者、作家又睁眼说瞎话，将血海尸山的南京城描绘成一派祥和、温馨的景象，将大肆烧杀淫掠的日军打扮成南京人民的解放者与救世主。如在1938年1月8日，日本特务机关控制的《新申报》刊登了一则从南京发出的新闻通讯，题为：《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造谣说：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城市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激涕零。在皇军入城以前，他们备受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够取得一米一粟，良民的痛苦,无以复加。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之手，散播恩惠之露，在日本大使馆的西首，难民数千人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跪迎皇军，表示忠诚。在难民区内，日兵向难民分散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莫不感激逾恒。日兵并在营房附近，馈赠礼物。

　　这些记者、作家的南京报道符合与迎合日本当局的政策与需要，因而备受青睐，在日本各大小报刊上大登特登，控制了报纸的全部版面，成为当时日本新闻传媒的主流舆论。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在当时所指出的：“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形，日本报纸上很少记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什么记载，翻阅在日本出版的英文报纸，关于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城市的种种暴行，也看不出什么痕迹。日本报纸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静的地方。”

　　在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中，确有少数良心未泯的人，感到震惊，甚至感到羞愧与自责，对苦难的中国人民流露出同情。

　　例如，1937年12月16日，在日军烧杀淫掠下的南京，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在日记中写道：“一名日本记者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过，有些日本兵很坏。”在1937年12月20日，有两名日本记者到马吉的礼拜堂来采访他。马吉写道：“我同《朝日新闻》的记者谈话，他会英语。我告诉他发生在南京的可怕的事——抓走我们14个人，不是我开始认为的12个人，刚才布道的牧师的儿子可能已被杀害，和过街寺庙和尚请求我收留尼姑及其他许多事情。他说：‘你不能认为所有日本人都像这些士兵一样。’”

　　还有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很想把这些他们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情景与事件记录下来，写到他们的报道或通讯中。但他们面对日本当局严厉的新闻管制与残酷的政治迫害，没有写，或不敢写，或不能写，还有些人因为写了不能发表而不愿意写。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采访并亲眼看到了日军对中国战俘集体屠杀的场景的日本《朝日新闻》随军记者足立和雄与守山义雄，则感情更为激烈，“悲愤交织，震颤不已”，感到“像这样的日本已将失去战胜的资格了”。守山义雄回日本后，指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朝日新闻》社恐怕他会受到军部的迫害，调他到德国担任驻柏林分局局长。

　　有一位日本随军作家，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到南京采访。由于各种原因，他写出了一本反映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真相的著作。这就是石川达三及其写作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此作品在刊于《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时，虽被编辑部删除了不少内容，带有很多“空铅”，但是在杂志出版后送审时，仍因“有反军的内容，不利于时局稳定”而被当局查禁。接着，又以“违反新闻法”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更有甚者，1938年8月4日，石川达三与《中央公论》的编辑、发行人都以“将虚构作为事实，紊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受到日本当局的起诉。1938年9月5日，石川达三被判监禁4个月、缓刑3年执行。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写作有关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真实情况的报道。石川达三及其《活着的士兵》事件成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第一起、也是最后一起“以笔取祸”的事件。石川达三本人也在“忏悔”后，加入为日本侵华战争唱赞歌的合唱队中去。

　　来源：《南京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