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记者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报纸报道侵华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行之一，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受害人数之众、杀人手段之残酷，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当时的西方新闻媒介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日军的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共同谴责。然而，日本右翼人士一直无视历史事实，胡说“西方新闻媒介对此没有报道”，耗资十五亿日元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称南京大屠杀是“无从考证的道听途说”，是“捏造事实”。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自始至终受到西方新闻媒介的关注，这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一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许多西方新闻记者云集于此。“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战争新闻成为西方记者们采访的重点。“八•一三”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动向、南京的得失存亡，更成为他们采访的重中之重。所以，当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获悉日军决定大规模地轰炸中国首都南京后，立即与《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上海记者基恩以及“无线电通讯社”董事长皮尔逊，驱车悄悄溜过日军防线，连夜急驶，赶赴南京。《芝加哥每日新闻》驻中国记者司迪尔从山东济南乘车，历尽种种困难，终于在12月初赶到南京。南京沦陷前，西方新闻媒体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南京的报道，包括空袭、大火、设立安全区等等。

　　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的登陆，上海于11月12日沦陷。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西迁，其后部署的南京保卫战，在西方新闻记者的笔下，只不过是一场“荣誉”之战，南京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继撤离。但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司迪尔、《纽约时报》的德丁、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以及美国派拉蒙公司的门肯，都留了下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报道日本人占领南京。

　　麦克丹尼尔等美国记者住在美国大使馆。记者们对南京沦陷前中国军队的混乱状况曾做过大量报道，他们以为日本人会“文明”一些，司迪尔写道，“当中国人的士气全部垮掉之后，紧接着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惊恐。在日本人进入南京城内的时候，人们稍微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以为日本军队的行为也许不会比他们自己失败的军队的行为更坏。”但是，事实远非如此。德丁记述道，“15日，广泛巡视市内的外国人，看到所有街巷内都有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老人、妇女和小孩，特别是警察和消防队员，更成为枪杀的对象。死者很多是用刺刀刺死的，有的是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杀害的。由于恐惧慌忙逃跑的和一旦落后在大街小巷被巡逻队抓到的，不问是谁，都被杀害。”“难民区收容的中国兵大部分被集体枪杀了。肩膀有背负背包的痕迹，或有其他记号说明他们曾经是当过兵的男人，挨家挨户地一个不漏地捜查，凡是可疑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屠杀了。很多人在发现的现场，就被杀死了，其中有与军人毫无关系的人，有伤兵和普通市民。15日记者在12小时中，就曾三次目击集体屠杀俘虏。”司迪尔记述道，“在整个城区的市区的马路上，到处可以看到有平民的尸体横陈”，“当时发生的情况，竟如同宰羊一般，究竟有多少军队和多少人被杀掉，难以说得清楚。”他在后来的一篇报道中说，日本人的狂捕滥杀，就像在美国西部打猎野兔一样。史密斯记述道，“他们把该城洗劫一空”。“许多年轻妇女和姑娘在住所被绑架。她们出了什么事，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她们了。”

　　在大屠杀初期，这些记者们也曾试图救助中国难民。当时自来水供应已经中断，在美国大使馆避难的中国人不敢外出取水，麦克丹尼尔花了几个小时，在水桶里装满井水，载回大使馆。他还替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通常寻回的只是尸体。当时避居于美国大使馆的国民党救护总队科长蒋公谷的日记中记载，“(15日)下午，又有敌兵数人逾墙窥探，要想爬进来抢东西,经一位新闻记者擎枪喝退了。”

　　面对日军的暴行，记者们的力量显得极其微弱。德丁经过国际俱乐部门前，看到那里有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国兵躺在路旁，他的下颚已经被枪弹打掉，他的身体上的伤痕有的是被烧的或被刀砍的，还在流血。他伸出手，期望德丁能把他带走。“我不知道能把他送到哪里，或者怎样办，我拿出5块钱放在他的手里，这当然对他毫无帮助，但我内心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事情，他还没有死!”50多年后，德丁回忆起这一幕惨景时，仍然觉得有些内疚。

　　对于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杀，记者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新闻，但南京与外界的联络已经彻底中断，留在南京已无作用。14日德丁驱车想去上海，但到句容即被日军挡了回来。日本人一方面害怕消息外传，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喜欢旁观者。12月15日，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乘船离开了南京。在前往江边的路上，经过挹江门，记者们看到尸体高达数英尺，狗群已经开始啃食这些尸体。在江边等船的时候，他们看到日本人对中国被俘军民进行集体屠杀，情形非常恐怖，在一个露天广场上有数以千计被绑的中国人，其中有一部分人正被押去枪决。“日本兵使男人们在墙壁前排成一排，加以枪杀，然后许多拿着手枪的日本兵，乱七八糟地在中国人周围毫不在乎地用脚踢，如果手脚还有在动的，就再给一枪。”

　　登上美国炮舰“瓦胡”号后，司迪尔立即把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拍发给《芝加哥每日新闻》，他写道，“‘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由于时差的间隔，《芝加哥每日新闻》在12月15日刊登了他的新闻。由他担任的《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的特约记者，分别以“地狱般的南京沦陷，记者离开时看到残酷的大屠杀”及“我看到300人被屠杀”为题，刊登了报道。其后，《芝加哥每日新闻》又刊登了司迪尔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多篇报道。《芝加哥每日新闻》对此大加赞赏，多次在“编者按”中指出，司迪尔是报道南京大屠杀消息第一人，是“了不起的战争记者”，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海外报道史上，“这是伟大的报道。”

　　12月17日“瓦胡”号到达上海后，德丁拍发出他的新闻稿，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报道——“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

二

　　到达上海后，记者们纷纷发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谈话。12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致驻北平参事官电文称，“12月18日上海哈巴斯报道路透社特派员目睹我军占领南京后的行动的有关谈话。日军虽不见得攻击难民区，但其入城后的举动，可称得上残暴。强迫悬挂日本国旗，将中国军俘虏逐一枪杀”，“逐一掠夺大学、医院、美国护士宿舍和美国大使杰逊住宅等。”12月18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其特派记者17日发自上海的报道，题为《南京的恐怖》，报道中说，“(南京)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近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碾过。”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迅速为许多报纸转载。上海《字林西报》12月25日的报道称，“据曾在南京市区经过的外国人报道：不少老百姓惨遭杀害，尸体横陈在路上……任何人由于惊慌奔跑或天黑以后在街上、小巷中行走观望，均有可能被杀。这种惩处甚至不需要有任何罪名。”“一队队日军认为是中国士兵的男子，都被捆绑在一起实施枪决。尽管这些士兵已经抛弃了武器，有的还脱去了身上的军装，仍然不能幸免。”创刊于1903年的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是港英当局的喉舌，12月25日以《南京沦陷后的恐怖›为题刊登了报道。此外，美侨创办的上海《大美晚报》、英侨创办的《京津泰晤士报》都刊登了有关的报道。

　　12月15日，当史密斯与司迪尔发动汽车准备去下关码头时，许多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信函、日记都被记者带走。威尔逊匆忙把多达几十页的材料塞进信封让他们带走。他在翌年1月9日的信中写道，“那些被带出去的邮件材料可以写成一个个悲惨感人的故事。我希望人们能够读到司迪尔和史密斯带出城的未经官方(指日本当局)审查的第一手资料。”金陵大学历史系美籍教授贝德士，12月15日专门起草了一份报告，题为“南京一瞥”，他在后来给友人的信中说,报告“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这封信的确被带到上海。《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阿本德12月24日在题为《南京恐怖统治的详情》的报道中说，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的来信，进一步证实了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文中大段引用了贝德士的这封信，“连续不断地屠杀，大规模地、经常地劫掠，侵扰私宅，污辱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被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恐怖的程度，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日本假惺惺的长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对华作战的目标，是为了打倒中国政府，拯救中国民众，真不能不令人作三日呕呵!”类似的信函也出现在12月25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题为《南京沦陷后的恐怖状况》。

　　西方新闻记者们离开南京时，大屠杀才刚刚开始。经历了四天“地狱”生活的德丁推断，“日军似乎想把恐怖尽可能长时间地延续下去，以便使中国人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如果抵抗日军，就会有这样可怕的结果。”

（英文大美晚报登载日军杀人比赛的报道）

　　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日本大使馆官员就通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说，陆军决心给南京以沉重打击。南京的外籍人士不断通过各种途径把信函带到上海，贝德士作为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主席、史迈斯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起草了很多给日本当局的抗议书，这些文件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上海基督教全国总会，据该会1938年1月23日广播报道，“南京来信约有100封，信中报道了那里骇人听闻的情况。”

　　新闻记者的报道中，常常要用较大的篇幅叙说中日双方的兵力部署、战斗行动等。相比之下，传教士们多数是中国通，能够与平民百姓交谈，他们更关注老百姓的命运，因此他们的记述更直接，更为关注日军暴行。关于这一点，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巴特莱特曾专门做过论述。传教士的信函为新闻媒介的报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英国发行量很大的《每日电讯报》，直到1938年1月28日，才首次发表了其驻香港记者的报道，“根据金陵大学一些教授的来信，以及美国传教士发给日本大使馆和基督教差会总部的报告，我得以能首次详细披露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这些材料记叙了日军犯下的大规模的屠杀、强奸、蹂躏妇女、抢劫财物的罪行。”文中引用了马吉等人的书信，金陵大学非常委员会主席贝德士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书占了大半篇幅。

　　1938年1月中旬，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上海记者田伯烈设法调查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的残暴行为，他在报道中说，“据可靠观察家称，在长江下游一带，被日军残杀之中国平民达30万人。”但这篇报道被上海日军当局扣留，理由是“内容过于夸张”“有辱日军名誉”。田伯烈要求赴南京采访，未获准许。他决定搜集文件凭据，以证明所发电稿的真实性。他与上海及北平的基督教总会负责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的第一手资料，着手编写《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新闻记者有关的报道，为他著书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不仅如此，田伯烈与贝德士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经常向他征询意见，贝德士实际参与了该书编辑的全过程。1938-1939年，该书英文伦敦版、纽约版、丹麦文版、法文版等相继面世，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传教士们也相继离开南京，他们纷纷发表谈话，会见新闻记者。他们的信函、日记广为传播。1938年3月费奇取道香港回美国时，被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请到广州，专门就南京大屠杀做了演讲，3月16日香港《南华早报》为此刊登了长篇通讯。1938年6月美国芝加哥的《视野》杂志刊登了他的南京日记，标题是“南京陷落后的掠夺——一名在中国居住20年，南京陷落后留下来的美国人向约翰•马洛尼的所述”。马洛尼是费奇在上海的同事。这篇文章被同年7月出版的《读者文摘》全文转载。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也在西方的报刊上登载。1938年1月10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三张有关南京的照片，标题是《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首都“地狱般的一周”》。一张照片，是一位南京市民抱着被日军炮弹炸死的儿子的凄惨情景，该照片拍摄于12月6日;另一张照片，是挹江门前面尸体横陈的情景，说明词写道，“日军把中国军人和平民50人一组，绑在一起处刑。人死后不久，倒下的电线杆子和电线与躺着的尸体交错在一起。后面的日本兵正用两轮货车，有计划地抢劫商店，主要是为了弄到食物。像日本军这样受过全面训练的军队，这次对南京有组织有计划的掠夺，说明日本兵为了获得食物，什么威信也不顾了”;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竖着的中国人人头，嘴里还塞了一支香烟，“12月14日(应是12月13日)南京陷落之前，这个人头被用楔子钉在南京城外用铁丝网和木头围起来的栅栏上。在严冬季节，这个人头宛如活着一样，望着南京城。”

　　大屠杀期间，马吉牧师用16毫米的摄影机偷偷拍摄下了日军暴行，胶片被偷偷带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看到照片上中国人的头上、颈部、肩膀等处有很深的刀痕，感慨万分。1938年3月19日出版的《勒氏评论报》增刊上，刊登了一组日军侵华战争中暴行的照片，其中有六幅是马吉牧师拍摄的。马吉牧师拍摄的照片，也刊登在1938年5月16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上，标题是“这些暴行导致日本鬼子战败”，标题说明这样写道，“下面十张照片惨不忍睹，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本目前在战争中屡遭战败的原因。这些照片摄于1937年12月13日，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摄影者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其姓名恕不能披露于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日本人的眼目用一台16毫米的家用摄影机拍下了这些惨景”，“这位业余摄影爱好者无法拍摄南京惨遭蹂躏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自己拍摄平民被枪杀、房屋遭洗劫焚毁的现场情景，他就会被捕，摄影机也会被砸毁。况且他当时正和其他外国传教士与医生一起尽其所能救护平民。但是，在那两周期间，他目睹一支失去控制的军队奸淫妇女、焚烧房舍、杀戮无辜、抢劫财物，将南京破坏殆尽。他看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完全无力控制本国的军人。在南京城内及城外的外国医院里，他目睹成千上万无辜平民惨遭‘极权主义战争’的迫害。”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兵自拍了很多照片，大多是砍杀中国人的瞬间拍摄的，底片有时被送到上海冲洗。鲍威尔当时看到过很多这类照片，在上海一家朝鲜人照相馆，他得到过一张令人发指的照片，“照片上的中国女人显然是被奸淫后杀死的，而两个日本兵竟然昂首挺胸地站在她身边留影!”此类照片也被送往美国。《瞭望》杂志1938年刊登了一幅日本兵正用中国俘虏做活靶子进行刺杀训练的照片，照片中一个俘虏已被刺倒，另一个正在被刺，周围是围观的日本兵。该照片拍摄于南京，说明词这样写道，“照片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由汉口的W·A·Farmer送到《瞭望》杂志。W·A·Farmer说，这张照片是日本人自己拍摄的。胶卷送到上海冲洗时，在—家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工作的中国人多洗了一套，然后偷偷带了出来。”

三

　　对来自日本方面的新闻，西方新闻媒介也很关注。当时日本的许多报纸对臭名昭著的“杀人竞赛”都做了报道，杀人竞赛的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岩被奉为皇军的“英雄”。1938年1月1日《密勒氏评论报》，以《向井和野田少尉是如何完成杀人定额的?》为题，对“杀人竞赛”进行了评述。文中说，“此举明白无误地透露了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杀、烧、淫、掠的暴行，日军嗜杀，外国传教士皆可证明……如此暴行，可谓惨绝人寰。”

　　德国的新闻媒介一直对南京大屠杀保持缄默。当时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中，有三位是德国人，他们是拉贝、克勒格尔、史波林，而且拉贝还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大屠杀期间，他们利用其特殊身份，在救助难民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德国驻华大使馆的罗森等人给德国政府写了长达一百九十多页的报告，详细记录了日军占领南京后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1938年1月初，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曾证实罗森写自南京的报告“完全没有夸大”。1938年1月23日，克勒格尔到上海后，就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了详细报告，并同意公开发表，详细记录了日军暴行的《拉贝日记》也由费奇在1月底带往上海。

　　日本当局竭力控制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外传，1937年12月18日，英美德等国外交官员就准备重返南京，但遭到日本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中国军队仍在活动。外籍人士离开南京时，也遭到日本大使馆官员的威胁，1938年2月10日福井对拉贝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就是与日本军队为敌。”同年的3月3日，贝德士在给田伯烈的信中对他们提供的文件公之于众也表示了担忧，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日本军方甚至外交官对(我们)委员会是多么仇恨。他们不断迫使自治政府禁止我们与任何企业、事业单位联络……(日本)使馆主要官员正式指认我为‘反日’，并急不可待地问别人我是否有‘精神病……’这里某些外国人小群体经常恳求我(不去找史迈斯和密尔士)——费奇在这里时也是一样——完全停止报道、抗议和非直接的公之于众，以免所有外国传教士都被赶出南京。”

　　日本当局在封锁消息的同时，矢口否认他们的暴行，1938年1月29日，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在接受《每日杂谈》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关于日本人暴行的报道不准确”。

　　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还利用他们的舆论工具，不遗余力地粉饰太平、颠倒黑白。早在1937年12月20日，日本新闻机构就报道说，在南京，人们正重返家园，商店照常营业，人们欢迎日本的“观光者”。上海由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新申报》，更是极尽歪曲之能事，该报1938年1月8日以“日本军亲切关怀难民，南京充满和睦气氛”为题报道说，“南京的街道依然沉寂。慈和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的难民区。从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在已经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道旁，感恩涕零。”但是，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密勒氏评论报》1938年3月19日全文转载了《新申报》的这篇报道，同时发表了题为《南京——真正地发生了什么;南京——日本人的乐园》的长篇报道，针锋相对地对日本当局的虚假报道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将校约八十人召回日本。

　　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使人们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是著名的远东问题评论专家，他与日本政界高层人士交往密切，如近卫文麿、松冈洋佑、松井石根等，他的新闻报道以客观公正闻名，甚至连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都认为，他为《纽约时报》写的通讯，“比任何从中国发出的通讯都更为公正无偏”，1940年他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认为日军的暴行与其占领政策严重相悖。他在1937年12月19日的报道中就曾指出，“盖任何国政府，此后倘欲与日本言和，将亦无可能矣。中国负有声誉之士欲与日本合作者，此后将闻而却步矣。职是之故，中国人此后倘欲与日本合作，则亦唯有寡廉鲜耻之徒而已。”1938年2月，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日本人不可能在中国获胜，因为他们对占领区的居民骄横而残暴。1939年他在《亚洲的混乱》一书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

　　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广泛出现在西方的报刊上，但是，它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与其规模之大、惨烈程度之深是极不相称的。

　　相对于西方世界，中国只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很多人漠视乃至蔑视它的存在。新闻界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芝加哥论坛报》是美国很有影响的大报，1937年12月17日、18日，该报曾刊登了门肯和麦克丹尼尔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而与此同时，该报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理由是南京已被占领，中国将很快被日本人吃掉，中国将不再是重要新闻的来源地了。赛珍珠是美国著名作家，曾在金陵大学执教多年，由她主持编辑的《亚洲》杂志，在1938年第二期的“东方每月新闻”栏目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只有寥寥几行文字。

　　对中国的不幸与灾难，西方主流社会缺乏认同感。1937年12月13日，也就是日本人占领南京的这一天，几个美国议员联合签署了一个提案。该提案称：鉴于日军在东方的一系列野蛮恐怖的暴行，美国政府应该对日本实施制裁，停止其军火供给、援助中国抗击日本。但是，响应者甚少。到1938年底以前，美国根本没有给中国提供任何援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1938-1939年，美国向日本输出了两亿多美元的物资,其中军需物资占58%-81%，1938年英国及其殖民地和自治领在日本进口中也占20.69%。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被费奇带回美国后，没有得到有关部门重视，“人们感到影片中残缺不全的尸体、溅满血迹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的婴儿实在惨不忍睹，不堪公演，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这部影片。”不仅如此，“影片的某些片段被‘美国第一’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旨在说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另一方面，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也是西方公众难以想象的。德丁在1938年1月9日的报道的开头这样写道，“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所进行的屠杀、强奸、掠夺等等，简直就象是远古野蛮时代发生的事。”

　　1938年11月29日贝德士在去马德拉斯参加国际会议途经香港时给友人的信中说，“南京罪恶的灾难终于真相大白，虽然很少人了解它的全部意义。田伯烈的书——《日军在华暴行》是一部很直率的作品。不幸的是有些人在现今世界的邪恶面前畏缩了，不相信他们所谓的‘凶恶故事’。”贝德士呼吁，“为了和平与进步事业的首要工作，要真诚地面对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京大屠杀逐渐为西方公众所淡忘。

　　日军在南京创造了惊人的纪录，6个星期中，30万以上的无辜生命惨遭杀戮。但是，与奥斯维辛相比，南京大屠杀在西方的影响，其悬殊之大令人咋舌。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奥斯维辛的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蔚为大观。奥斯维辛是人类犯下的罪恶，也是近代文明失败的公开证明，南京大屠杀也是一样，它是中国人的不幸，也是人类的不幸。忽视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完全的。而不肯真诚地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隐瞒甚至蓄意加以否认、歪曲、美化，则是怯懦和无耻的表现。也许这就是重蹈覆辙的开始，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来源：《南京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