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为真理而求索

一个世纪前，鲁迅以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喊出了多少爱国青年满腔悲愤的心情。遭受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专制双重压迫的中华民族如何争取国家独立，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之路，这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日思夜想，反复思考的问题。为此，一批自觉担负祖国命运的有志之士在荆棘中跋涉，拨开重重迷雾艰辛地寻找、顽强地探索。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庄严地将以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像灯塔一样照亮了前进的道路，那些在茫茫黑夜中摸索的人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很快汇聚在它的旗帜下。

　　中国青年的杰出领袖、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恽代英，就曾经过多次艰难的探索，走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找到令他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恽代英从小热爱读书，学识渊博、文才出众。从梁启超、谭嗣同等变法志士的著作中，恽代英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意识。1914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义务论》就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

　　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给死寂的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思想解放的勃勃生机。恽代英欢欣鼓舞，他热情地写信给陈独秀和《新青年》，称《新青年》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

　　1917年的暑假，基督教青年会在庐山举办夏令会，恽代英因为曾为教会刊物《青年进步》写过不少文章，也被邀请参加。在庐山，恽代英感到宗教势力已经在青年心理上产生影响，这无疑是从思想上争夺青年，同时他也从基督教活动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中受到启发。回来后，恽代英酝酿成立团体，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联络朋友，砥砺品行。恽代英一向主张学做好人，办有益于社会的事。当时，他受到俄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影响，相信靠共同劳动、互相帮助就可以与社会的恶势力抗争，建立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世界。10月8日，恽代英与黄负生、冼百言、梁绍文一起创办“互助社”，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社员每天晚上开会，要报告一天之中，有哪些自助的事实和帮助别人的事实。针对当时青年中满脑子的升官发财、喝酒、打牌、逛窑子等问题，互助社规定了八条戒约：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恽代英在他亲自拟就的《互励文》中写道：“我们都晓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我们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互助社很快显现出强大的吸引力，林育南、沈光耀、刘仁静等主动要求加入。至年底，已发展为四组19人，成为武汉地区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在它的帮助和影响下，武汉先后成立了日新社、黄社、辅仁社、诚社等很多以讲修养、服务社会为宗旨的团体。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长沙创建新民学会，李大钊在北京创建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在天津创建觉悟社，全国各地的进步社团如明珠闪耀，光彩夺目。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满腔悲愤地写下《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在学生中散发。传单上写道：“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为了号召更多的学生投入反帝爱国的洪流，恽代英在学生中做耐心细致的工作，他激动地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唯靠我自己。自己要是不真心救，就是亡国奴的本性了。” “我不愿同学不说爱国的话，因为不说是心死了。我不愿同学只说不做，因为这是无真心无胆气的表现。我不愿同学只说不做，因为不如此，不见他有真感情、真知识。”恽代英播撒的革命火种，点燃了学生心中的反帝怒火，一时间，武汉的黄鹤楼前，汉阳门上，紫阳湖畔，到处都是振臂高呼、慷慨演说的爱国青年。

　　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成立，恽代英和陈潭秋、林育南等先进青年领导学联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游行，紧接着又组织了全市学生总罢课，号召学生们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但是学生运动遭到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恽代英认识到，反帝爱国运动单靠学生只能造成声势，要真正达到救国的目的，还必须和民众相结合。为了躲避军警搜查，恽代英想出在白纸扇上写传单的办法鼓动商人和市民，会同施洋律师等人筹商武汉各界联合会。罢工、罢市有力地声援了学生运动，武汉人民取了斗争的胜利。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恽代英看到了社会的进步，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在1919年底的日记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民国八年了结了，但“究竟世界和平了些，公理昌明了些，把我们如此送到光明的民国九年来，我们究竟应该还勇猛些，还进步些。”当时恽代英对十月革命仍持保留态度，他受日本武者小路和法国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热心搞“新村实验”，做着“共同生活之梦”。他说：“我并不想革命的牺牲太大，我只嫌革命的功效太小，所以我的意思，究望先能如愿的求得生活的安定，再渐而图城市工业的发展，以实力征服资产阶级，以互助训练劳动阶级。这样我想或者一步一步可以求共产生活的实现。”

　　恽代英没有就此止步。为了救国，他在不断地探索真理，他在《怀疑论》一文中写道：“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我心里来，亦欢迎他到我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 1919年10月恽代英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王光祈的信中说：“你们中间很是有能实际为社会做事的人，而且，我看你们的会员通讯，亦觉得真是充满了新中国的新精神。假如我配得上做你们的朋友，我实在诚心的愿做一个会员。”恽代英希望全国进步团体联合在一起，“我自信我的职业是最便于养成善势力的事业。我很信靠我同我的朋友的力量，一定可以养成更大的善势力。很信这善势力是中国各方面欢迎的，很信中国一定可以靠他们得救。”

　　1920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创办了利群书社，书社既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基地，又是他们开始新型的共同生活的实践大本营，社员们一起工作、劳动、学习、进步。书社出版发行的《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青年》《东方杂志》《每周评论》等经典著作和进步杂志吸引了各界青年，萧楚女主动上门交友，抒发抱负，和恽代英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冯玉祥也慕名前往购书，并祝愿书社事业有成。利群书社成为长江中上游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它和《新青年》杂志社、湖南的文化书社等进步团体联系密切。毛泽东途经武昌的时候，专门到书社拜访恽代英，两位神交已久的洞庭湖南北的朋友促膝畅谈，通宵达旦，互相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

　　1920年4月，恽代英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他认为编选的丛书“应为社会不可少的书”“应为社会急切需要的书”。他所拟的书目有《马克思及其学说》《达尔文及其学说》《罗素及其学说》《唯物史观》等，恽代英将马克思及其学说列为研究首位，首次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认识。在研究中，他更进一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一些基本观点，他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说：“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投井救人的诬说。”

　　这年秋，恽代英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同时，他受《新青年》杂志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恽代英一边翻译，一边将书中的精彩部分介绍给利群书社的朋友，他说：“西方世界从工业革命后，就形成了两大壁垒，一方是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机器，一方是工人的流血流汗。马克思的理论号召人们展开阶级斗争。我希望在座诸君，从现在起，也应该做好准备，随时投入可能在中国出现的阶级战争。我相信，正如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经过这场斗争，人们失去的只能是颈上的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这本书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出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力武器。毛泽东曾这样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的书;《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著作）

　　1921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南京召开，恽代英以及来自北京、上海的邓中夏、张闻天、刘仁静、高君宇等20多人出席，这次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学会内部就是否需要“主义”发生了严重分裂。恽代英寄予厚望的寻找救国救民的“创造少年中国”道路的希望破灭。

　　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林育南、郑南宣等在湖北黄冈八斗湾浚新小学，召开了利群书社及其有联系的各团体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的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

　　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恽代英闻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写信给上海党组织，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早期党员。从此，恽代英将全部身心投入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过一丝动摇，直至为此献出最宝贵的生命。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那时的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的年轻人，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了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以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我们是舍得付出一切代价的。（作者：向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