铔厂火种——追记永利铔厂地下党支部的诞生

　　南化公司党史编写小组

　　1947年5月25日，是铔厂工人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铔厂地下党支部宣告成立。从此，革命的火种在太子山下点燃，铔厂历史掀开了崭新的篇章。

　　接任务 打入铔厂

　　1946年初，在南京下关华同运输行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但却虎气生生的小伙子在进进出出忙碌着。他，就是王春海。当时，他在华同运输行里当押运员。这个运输行是个掩护性机构，实际上是党的地下交通站。站长白文良是春海的入党介绍人，又是他的直接领导人。一天，白文良对王春海说: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出去，改由林征领导。他们按照事先约定的地点，一起来到珠江路大纱帽巷11号，与林征接上了头。当时，林征才30来岁，穿了件长衫，像个商人模样，操福建、广东一带口音。他热情地向春海分析了抗战胜利后国内形势所发生的变化，并交代了任务，他说，最近市委决定选派一部分党员设法打进至今还没有党组织的机关、工厂、学校，去开辟新的工作。林征决定让春海先去浦厂摸摸情况。

　　王春海到了浦镇住在以前的老邻居李广泉家，托他在浦厂找事。这期间，他认识了失业在家的青年学生刘金宝。他们两个，一个失学个失业，都想谋生找出路，便很快交上了朋友，并约定共同去找工作。

　　在与林征第二次接头时，林征建议春海最好去下关电厂或永利铔厂。他特别指出，永利铔厂是个大厂，是生产肥田粉的，打仗时，还可以生产炸药，以后对军用、民用都很重要。他问春海铔厂有没有熟人?春海说，可以再打听一下。在浦厂的同乡处，春海很快了解到原在永利沽厂的同乡王勇鸣正在铔厂。他约刘金宝于1946年三四月间自浦镇步行30余里，来到永利铔厂，找到了当时在高压部当针工的王勇鸣。在他的协助下，刘金宝先于6月初考进厂当了助手工。不久，王春海也经过考试被电工部录用当了电工。

　　为了把自己考进铔厂的消息及时报告给党组织。春海以要拿行李为理由，请了一星期假。他根据白文良与林征约定的时间、地点，一天上午九点半左右，在新街口摊贩市场与林征接上了头。林征高兴地说:“你能进铔厂是件好事，这个厂不仅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在东南亚也很有影响。它是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我们党对它的过去还不熟悉。你去了以后，首先要摸清情况。”林征还说:“永利资本家虽受官僚资本的排挤，不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同流合污，但对共产党也不一定欢迎。你一定要设法先站稳脚跟，像一颗种子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摸情况 物色对象

　　王春海刚刚跨进去时，铔厂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永利铔厂隶属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是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先生等继永利沽厂之后，兴办起来的又一座化工厂。它筹建于1934年，1937年初建成投产。投产不久，即爆发了抗日战争。南京沦陷后，永利资本家不甘心投降，也不愿与侵略者合作，在拆除关键设备之后，于1937年底动员技术骨干和老工人分批离厂去四川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1945年抗战胜利后，永利资本家重返南京，接收了铔厂。

　　那时，永利资本家把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管理办法引用到铔厂。首先，他们把职员与工人分成明显的阶层。职员中分高级职员、一般职员和临时雇员，工人中分技术工、操作工、助手工、识字工、勤杂工、学徒工等。不同的阶层在工资待遇、生活福利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其目的，就是要把职员和工人的各个阶层分开。既便于管理，又可切断相互间的往来，避免聚众滋事。其次，他们采用了职员管理工人的办法。高级职员不仅有管理生产事务的大权，而且可以随意处罚以至开除工人。第三，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铔厂工人的工资福利虽比职员低得多但同当时南京其他厂相比还是高的，这使一些工人感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于现状，不轻易反抗。第四，搞帮派。铔厂上层人物中派系很多。他们借助以乡土观念为核心的“同乡会”等形式拉帮结派，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帮派势力，有利于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和管理。此外，铔厂离南京较远，中间又隔着一条长江，交通不便，虽属南京管辖，却在江苏省六合县境内，反动当局对这里的统治相对要弱一些。

　　基于上述原因，当时初进铔厂的人，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这里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园”，职工也是“安居乐业的”。对资本家用小恩小惠欺骗、腐蚀工人的手段需要进行揭露，以提高工人的觉悟。王春海正是面临着这样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而逐步开展工作的。

　　春海刚进厂时，厂里正忙于招收工人，检修设备，准备复工投产，晚上还得加班加点，连串门子的时间都没有。他只能利用吃饭时间去找刘金宝、王勇鸣等拉家常，见缝插针地在工人中作些一般的宣传。他还用“平波”这个笔名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揭露铔厂资本家如何软硬兼施，剥削压迫工人的种种手法，在工人中产生了一定反响。

　　当时春海住在新三楼单身宿舍。他感到开展工作很不方便，决定要一间房子，把爱人接到厂里来。电工房的电工王永旺得知王春海急需要房子，就把厂方留给他结婚用的一间让给了春海。春海便过江接了家属，住进了四村二排34号房间。从此，这里就成了春海活动的联络点。

　　这时，除了刘金宝、王勇鸣以外，王春海又结交了吕振廷徐世华、张永泉、刘玉泉、刘宝贵等一些新朋友。那时，大家都对现实不满，特别是对那些从重庆回来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吹嘘“抗日有功”而横行霸道，愦愤不平。每遇这种情况，春海总是启发他们，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当时，厂里的单身工人全都在四村大饭厅吃包伙，食堂老板按月把饭钱扣去。伙食却办得很差。从事务部内传出风声，说食堂从中克扣，有人把贪污的钱，拿去讨好上司，请客送礼，上赌场，逛妓院。工人们非常气愤。钳工李文范、识字工王祖平、电工学徒倪志远等乘机组织斗争迫使厂方谈判，提高了包饭质量。这使铔工人初步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

　　自从住到四村宿舍，春海认识了管理室的管理员张亮。他觉得张亮待人热情、和气，与他的接触也就渐渐多起来了。饭后这段时间，春海总喜欢到张亮那里拉拉家常。有天晚饭后，春海又去找他，张亮本来在看杂志，见有人来，马上把杂志塞进了抽屉。春海已瞥见那是一本进步杂志，心里一亮，便和他亲热地谈起来。春海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张亮答“重庆来的。”“啊!那不简单，是从抗日大本营来的!”春海装着羡慕的样子。“别提了，天下乌鸦一般黑。重庆跟这里差不多，工人一样受苦。” 张亮说得很干脆。通过这样的几次接触，春海感到张亮与一般工人不同。尤其是在四村大饭厅斗争中，春海发觉，最早议论食堂饭菜质量太次的是张亮，透露食堂采购员贪污公款的也是张亮。据了解，张亮的周围还有个小圏子，如识字工王祖平、针工李文范等。而且他还懂得一点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张亮究竟是什么人?这更加引起了春海的注意。

　　春海先后两次去南京向林征作了汇报。林征说，你认为张亮比较好，可以再找他谈谈，一定要搞清楚他究竟是不是自己人，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有组织来的?还指示春海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为了慎重，林征还专门询问了厂里国民党方面的情况。春海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公开的招牌，但是听说厂长办公室秘书方粹纯(外号方麻子，后来暴露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是穿了国民党的军装来的，戴的是大盖帽，腰里还别着手枪。还有事务部的管理工肖汉恒，听说也是从国民党的部队里下来的。此外，国民党内政部警察总队已派了一个中队来铔厂驻防。林征听完后说，看来，这里的情况还比较复杂，要特别引起注意。

　　回厂后，春海又找张亮谈了一次心，但还没摸着他的底细，正巧林征到厂里来，王春海又一次把张亮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林征分析说，张亮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自己的，另一种可能不是好人。他要王春海暂时中断与张亮的接触，由组织出面进行了解，搞清楚后再说。

　　明真相 张亮入党

　　张亮原名肖力山，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早在中学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宣传抗日救国。18岁时，改名张亮，以示追求光明。他毅然离开了物质生活较为优裕的家庭，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四十年代初期，他在重庆当了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以后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工人民主工作队(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担任总队委兼予丰机器厂支队长，李文范任副队长。抗战胜利后，予丰机器厂解散，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通过熟人关系，李文范与张亮于1946年上半年相继来到铔厂。当时他俩都还不是党员，但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考虑到他们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决定把他们的情况转告上海地下党组织，请上海党组织继续对他们教育、引导、考察、培养。

　　就在张亮考上助手工之后不久，上海地下党派苏波来到南京，通过浦厂的党员马贵庭与张亮接上了关系。他向张亮传达了上海党的指示，要张亮在厂里做好团结人的工作，并明确指出，要把联系的重点放在具有真オ实学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掌握生产命脉的技术工人身上。

　　当时张亮的工作接触工人的机会较多，这就为他联系群众提供了方便。那时，张亮虽还不是党员，但他已经按照苏波的指示，结交了不少朋友，为党组织物色了一些可供考虑的发展对象，其中首先就是王春海。每次苏波来，张亮总是首先汇报王春海的情况，同时也在分析王春海究竟是什么人?到了1947年年初，苏波最后一次来南京。他对张亮说，上海党组织领导你的工作已很困难，组织上决定把你的关系转给南京地下党组织，到时候会有人与你联系。

　　1947年3月底林征来到厂里，对春海说:张亮的情况已经搞清。他的关系已由上海转来南京，你可以去同他接关系了。王春海非常高兴。

　　按照林征的嘱咐，春海手握一张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来到四村管理室，正巧只有张亮一个人在。当时张亮正在看报。没在意春海手里拿着什么。见张亮没有什么反应，春海只好用报纸在桌子上拍了拍，对张亮说:“重庆有个朋友带信问候你!”张亮随口答道:“我有什么朋友?”说完他像想起什么似的抬头又看了看春海。当他发现春海手里拿着的是《中央日报》，并且那个“中”字已用墨水圈掉时，心里一下明白了。这时只听春海又问:“是位姓马的朋友问你上海来的客人好不好，走了没有?”张亮答道:“你来迟了，上海的客人才走。”暗号对上了!猛然间，这两个以往经常见面但似乎总隔着一道鸿沟的人，今天终于真正站到一起了。张亮欣喜若狂地说:“啊!真没想到，原来是你!”春海也兴奋地拉过张亮:“走，上我家去见个人。”“谁?这你就别问，到时就会知道的。”

　　张亮随春海来到他家里，见过了林征。林征亲切地对张亮说:“我是受组织委托到这里来的，你的关系已从上海转来，以后就归南京地下党组织负责联系了，有什么事，可同春海联系。”

　　第二天，春海便代表党组织找张亮谈了话。详细了解了他的经历，通知他再写一个自传交给组织。张亮把自传交给组织后，党组织就作出了吸收他入党的决定。

　　播火种 支部诞生

　　张亮入党后，一面为自己多年愿望得到实现而高兴，另一方面也在为与自己共过患难的战友李文范考虑。他向春海介绍说:“李文范也是民主工作队的，在重庆时表现就很坚决。那时我搞文字工作多些，而他是直接领导工人斗争的，群众关系好，活动能力也强。”春海答应下次向党组织汇报。

　　此时，林征另有任务，铔厂党的关系改由高骏来联系。一次春海去南京汇报工作，在新街口附近与林征接头时认识了高骏。他们找了一家小饭馆，边吃边谈。春海重点向林征和高骏汇报了李文范的情况。林征听了以后很高他对王春海打进铔厂以来的工作表示满意。他与高骏商量后对春海说。你再回去摸摸李文范本人的情况，看他有没有要求如果有。可叫他写个自传。

　　两星期后，高骏来到铔厂。在春海家里，王春海与张亮扼要汇报了铔厂情况，春海把李文范的自传交给了高骏，张亮把李文范的情况作了汇报。过后不久，大约是五月中句的天，高骏第二次来到铔厂。他告诉春海，上级党组织同意李文范入党，同时指出，铔厂已有三个党员，可以建立党支部了。高骏还说，为了尽快把支部建立起来，便于开展工作加上张亮与李文范在重庆时就已受过党组织较长时间的考察、培养、他们的入党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入党后就是正式党员，没有候补期。高骏由张亮陪同到李文范宿舍，代表上级党组织单独找李文范谈了话，并主持了李文范入党宣誓仪式。

　　10天以后，5月24日，高骏再次来到铔厂。他带来了工委批准铔厂成立地下党支部的决定。第二天上午，是星期日，高骏、王春海、张亮、李文范四人，陆续来到凤凰山的南坡上，召开了党支部成立会。会议由高骏主持，他正式宣布了铔厂地下党支部的诞生，并确定了分工:由王春海任党支部书记，张亮任宣传委员，李文范任组织委员。高骏还组织三个委员学习了当时由华北局出版的《支部工作条例》，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高骏要求党支部成立以后，一定要发挥它的战斗堡垒作用，注意团结群众，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当天下午，三名支委就在春海的家召开了第一次支委会，研究了工作的具体打算。

　　永利铔厂地下党支部的诞生，犹如革命火种在太子山麓点燃。从此，铔厂工人开始了有组织、有目标、有领导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党的队伍也一步步地发展壮大起来，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经过考验的党外积极分子。这些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后来为迎接解放和铔厂的新生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根据王春海、张亮、李文范回忆，并参照有关资料，由南化公司党史编写小组整理。原载1981年9月16日《南化工人报》，转载时有删节。)

　　来源：《南京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