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下党的恢复和重建

　　刘 峰 朱启銮

　　南京是一个具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城市。早在1922年南京就有了党的小组，1925年成立了地委，1927年成立了市委。由于1925——1927年大革命后期蒋介石的叛变和党内的右倾、“左”倾错误，从1927年4月至1943年8月，南京地下党组织曾遭受过八次大破坏，许多同志英勇牺牲。1934年8月以后南京党组织虽然存在，但是只有几个党员、团员在坚持斗争，力量比较薄弱。1937年9月，在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博古同志的指示下，一度由华北流亡学生团中党组织负责人李华重建南京市委。12月南京沦陷，绝大部分党员被迫陆续撤离南京。自此，南京党的组织又告中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遭到日寇的血腥屠杀，从挹江门到下关江边，草鞋峡死人最多，尸骨遍地。以后，日寇又到宁海路一带教会学校区域的难民聚集区，借口搜索散兵游勇，大批屠杀无辜居民。南京全城被害居民据说在十万人以上，呈现着一片凄凉悲惨景象。人民忘不了国恨家仇，心里深深埋藏着强烈的抗日义愤。

　　1938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汉奸维新政府。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南京成了汪伪的首都。南京城里，日伪特务、宪兵、警察机关林立，经常出动警备车，搜查、戒严、抓人、打人、杀人，中国人进出自己的城门要向守城的鬼子兵脱帽敬礼，否则轻则打耳光，重则罚跪。在法西斯的残暴统治下，南京街头行人稀少，只见到处是太阳旗和汪精卫的“和平、反共”的所谓“国旗”。但是，我党领导的新四军一、二、六、七师，一直在南京外围不停地进行车事斗争，给敌人以很大威胁。茅山地区、来安、六合，一直到江宁、江浦，都是共产党、新四军活动的地方。那时，苏北和南京地区流传着副对联：“一代江山七十二里半，满朝文武三百六十行”，讽刺汪伪国民政府的江山只有这么大，官员都是些地痞流氓。老百姓背地里悄悄地伸出四个手指头，传说着“四太爷”(指新四军)打鬼子的故事，衷心盼望有一天会摆脱亡国奴的悲惨境地。人民向往着新四军，有一句口头语叫作“吃菜要吃青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1939年，设在上海的江苏省委接到中央指示，要开辟京(南京)、杭(杭州)、徐(徐州)沿沪宁、沪杭、津浦等铁路一带的大城市工作。随即设法派党员来到南京。最早是1940年4月，马卓然先从上海来，不久，派朱启銮来南京，并将马的组织关系在上海交由朱负责。时为1940年中秋节。1941年省委又派了几个同志来，到1942年6月再派刘峰与欧阳仪同来南京，当时正过端午节。

　　派人到南京来，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途径：一、在南京有家或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二、通过考学校，派人到南京来读书，如考汪伪办的中央大学、中大附中、先修班;三、借口上海生活高，到南京来找职业等。像这样，先后被派到南京来的，还有张宝生、李业章、韦宝龙、吴良杰、沈浩青、邵雪岭、徐漱华等。

　　刚到南京的主要任务是立足生根，稳扎稳打，立足未稳，不要急于开展工作。根据长期白区工作的经验，组织上指示我们要做到“社会化”，有合法身份，能住下来;“职业化”，即有社会职业，不被注意，这样才好开展工作。

　　朱启銮来南京之前，原在上海附近青浦与顾复生、顾德欢等同志搞武装斗争，后来江苏省委执行中央指示，要朱移交了青浦工作，到南京来，因为朱有亲属关系在南京，可以立足。来后即按照定的口号找到马卓然，接上关系。那时马还没有找到职业，两人为了掩护，商议最好经商，他们跑了趟单帮，看看本钱也搞不回来，就决定另找职业。1940年底，马卓然通过弟弟马琅，在华中铁道运输公司下关车站营业所找了个职员工作。1941年初，通过马的亲戚哈伯良介绍，朱启銮到私立培育中学去教外语，后来逐渐取得信任，当了学校的教导主任。

　　刘峰原在上海负责学委和教委工作，因刘有个远房舅舅在南京，江苏省委就决定派他到南京来。但刘来时，这位未见过面的舅舅失业在家，生活很苦，没有房子住，就代刘租到半间住房。房主是这位舅舅的本家，房主儿子刘规章是汪伪特务，专门搜集新四军情报。刘为了能够取得合法身份住下来，就与这个房主儿子临时合作做些生意。过了4个多月，这个房主儿子在江宁县湖熟镇为了赌钱和日本翻译闹翻了，被日本翻译诬告他通新四军，结果被日本鬼子把他杀害了。以后，刘峰就与朱启銮的岳父一道做生意，在中华路合开一个小百货店，刘就这样以做生意为掩护在南京坚持下来了。

　　从上海派到南京来的党员，都经过一段时间找到职业或以其他办法掩护才能立足生下根来。马卓然在这方面帮助做了不少工作。因他是南京人，又在日本企业做事，凭着他办事能干，善于“广交朋友”，日本人对他也有些信任，因此，来南京的同志，不少人是他代为想法解决职业、住房和生活方面的问题。1944年，刘晓同志到延安开会，路过南京，带有两个箱子，也是马卓然拖护的。当晚刘晓住在旅馆里，因马卓然向旅馆老板交代过“是我的朋友，睡觉时不能打扰”。夜间宪警查房，老板打招呼:“这是‘马先生’的朋友”。就没被搜查，安全过境。

　　1942年秋，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工作组，刘峰和朱启銮任正、副组长。这时有17个党员。成立工作组后，就进一步打开关系，开辟工作。因为南京没有什么工厂，工作着眼点主要放在学校、公用事业的水厂、电厂及浦镇车辆厂。吴良杰同志来后，开始没有职业，先打入汪伪宪兵学校。

　　那时，整个环境是很复杂和恶劣的。我们按照“勤学，勤业，广交朋友”的方法，并进一步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开展工作。也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要十分注意隐蔽;做学生的党员，功课要好;有职业的党员，业务要好。这样，既避免引人注意，又赢得了群众信任，有利于开展工作。为了合法掩护，我们都取得了各种合法的身份。

　　当时，发展党员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敌人实行恐怖政策，向群众宣传些抗日、爱国的道理，讲共产党坚持抗日，国民党腐败、不抵抗等，还愿意听，也能接受，但一提到参加共产党就有点害怕了。所以，凡是建党的对象，都是经过多方了解，反复教育，在提高阶级觉悟后，表现比较坚强，而且相互之间十分信任，才能发展入党。总之，是个别的、十分谨慎的。如马卓然发展所在单位的陆少华，是经过考察教育一年多时间，才发展入党的。后来陆又发展徐振亚，徐又发展陈桥。

　　我们逐渐了解和熟悉南京的情况和环境特点，就利用日伪之间和汪伪内部的矛盾，利用他们想在学生中拉力量的机会，利用并通过一些合法的灰色组织，来广泛团结教育群众，伺机开展斗争。在这些灰色组织的掩护下，举办职工补习学校，通过教文化，进行爱国教育和阶级教育。那时不允许公开成立群众组织，我们就采取结拜兄弟、姐妹和“邀会”互助的形式，团结群众。

　　在1940年以后，还有新四军六师、二师、七师、一师也分别在南京开辟工作，先后发展了一些革命力量。江苏省委主要是从上海派人来开辟工作，而他们则主要是采取邀进步青年到游击区参观、学习、训练的办法发展力量。其中六师(以后“六师”没有了，十六旅仍沿用六师的叫法，实即苏皖区党委，1941年后叫苏南区党委)最早采取这种办法。1940年夏，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中三个女学生，即朱为娟(许勤)、王秀琪、姜秀英(石轩)到茅山地区去，学习后在那里入党，派回南京，成立支部，由王秀琪任书记。1941年7月，苏南区党委派舒诚来南京加强领导，在学生和店员、工人中开展工作。1942年4月成立特支，舒诚任书记。1942年下半年特支改工委，书记舒诚。我们工作中接触到他们。虽意识到他们与党有关系，但未沟通，仅在工作上互相配合。如学生互助会和清毒运动就是配合进行的。此外一师、二师、七师在南京也发展了少数党员，除二师在下关铁路建立“工抗会”组织外，主要是搞些情报工作。1939年至1942年，上海党也曾派出张明达和纪刚等十余人到南京进行情报工作，成立了情报站，1942年被日寇破坏后，他们陆续分散撤退。

　　1942年，南京市伪市长周学昌，为了扩大个人势力，派人到学生中找人帮他发起组织“东亚联盟学生互助会”，我们的同志有计划地参加进去，掌握实权，开展学术活动，举办学生生活营，学生补习学校等，借此接近同学，进行宣传教育。接着汪伪中央大学学生因伙食太坏，起“倒樊运动”(倒校长樊仲云)，全校学生多数都参加，迫使樊辞职，并改善了伙食。斗争中扩大了进步势力的影响。

　　汪精卫登台后，想笼络人心，装点门面。学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在1942年后搞了个“新国民运动”，讲什么“刻苦耐芳”“苦干实干”“改革风气”“禁烟、禁赌、禁舞”等等。并由林伯生(汪伪宣传部长)开办“青年干部学校”，组织“新国民运动中国模范青年团”，规定全体学生一律参加青少年团，组织“新国民运动青少年团暑期集训营”，将受训青少年集体吸收为模范青年团员。并成立“干字运动实践会”作为模范团的外围组织。林伯生想在学校中找些学生，搞这些活动，我党就研究派少数学生打进去。

　　何明是汪伪中大学生中的党员，党派他第一个参加新国民运动训练，受训后，模范青年在南京设一个大队，汪伪中大设个中队，何明是中大的副中队长，又是以汪伪中大学生为主组织的干字实践会的主要骨干。干字实践会除总干事由汪伪亲信兼任外，下面的各组长基本上都是我党党员和积极分子所担任。党利用干运会出版“干”字月刊，在稿件中夹有一些进步文章。还举办过两期寒暑假学生生活营，每期各有一百数十人，白天生活营里上汪伪的三民主义课，晚上组织小组座谈、讨论:“中国青年应向何处去?”“怎样抗日?”唱“热血歌”和“松花江上”，以及“渡过这冷的冬天，春天就要到人间”等进步歌曲。干运会图书馆在我们管理下，可以借阅巴金的《家》《春》《秋》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进步小说。干运会办的两个职工补习学校，教员是党员或进步的学生，每期有几十个学生，上文化课，也上理论课，曾讲过“劳动创造世界”“什么是剩余价值”“什么是剥削”等内容。当那些学徒、工人来参加学习，看到这些大学生白天自己要上课，晚上又啃着干大饼赶来为他们上课，甚至为坚持教学，唐益民(党员)还搬到商店里打地铺，和他们住在一起时，真是把这些老师看成亲人一样。在干运会这个灰色组织掩护下开展的活动，不仅团结教育了学生，而且开展了党在店员和工人中的工作，为发展党员创造了有利条件。商店学徒缪卓民、陈光照、薛仰成、毛义智等都是经过干运会办的补习学校的教育以后陆续入党的。陈淦原是工人，是在学生寒暑假生活营入党的(学生生活营吸收了少数工人参加)。在参加学生生活营的成员中，相当一部分同志以后被吸收入党。

　　叶再生是上海的中学党员，1943年8月上海党派他考进南京汪伪中央青年干部学校高级训练班，要他“取得信任，长期埋伏”。半年后毕业，分配在伪模范青年团和中国青年馆工作。不久，担任了模范青年团团部的组织组长，在他建议下，经林柏生同意，组织了“工商青年联谊会”。会长由林柏生挂名，给了些钱，叶再生是总干事，下设各组，组长由会员中的积极分子担任。就这样，“工商青年联谊会”办起来了。联谊会主要是开展文体活动，有钢琴、围棋、象棋、扑克和各种球类，还有图书馆、阅览室，并公演过话剧《日出》《夜店》《原野》，搞过职业青年生活营。南京党先后派了马卓然、唐益民、陈桥、任曙、陆少华等党员去协助开展工商联谊会的活动。在工商联谊会里不讲“和平救国”，不发展模范团员，专搞“文娱”。在当时鸦片馆、跳舞厅、赌场、妓院林立，到处乌烟瘴气的南京，忽然透出这么一股清新空气，顿时吸引了广大职业青年，会员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最高时达到2000多人。以后在汪伪修械所、电讯局、中央商场等处设立了分会。从而打开了党在工人、店员方面工作的新局面。

　　1943年冬，林柏生派人到中大学生中来找人，想要学生搞禁烟宣传。后来了解，这不仅是为他们捞取政治资本，更实在的还是陈公博和林柏生看到日寇搞“鸦片公卖”有利可图，甚至听说连军费也在其中开支一部分，十分眼红，想拿过来，搞“禁烟”专利。当时林柏生的爪牙一找找到中大同学中比较孚众望的积极分子厉恩虞(即陈震东，后入党)，立即向他所在的半秘密组织“青年救国社”汇报，与王嘉谟、方焜(为六师系统党员)等商量，得到党的同意，共同参与了这场合法斗争。

　　为了利用这一机会揭露敌伪的黑暗统治，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党即在全市学生中掀起清毒运动。12月16日晚，首先由汪伪中大和一中、二中学生，打了鸦片烟馆。接着成立了“学生清毒总会”，继而组成寒假清毒工作团，领导清毒运动。1944年1月后，发动了五千余大、中学生，举行“首都青少年清毒运动示威大游行”，捣过鸦片馆、赌具店、跳舞厅数百家;集中在新街口广场，烧毁抄来的鸦片和烟具;把“白面大王”日寇的狗腿子曹玉成拖出来游街，在新街口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下罚跪(以后迫使日寇将曹枪毙)。当烧毁烟土、烟具时，火光染红了天。日伪着恼了，林柏生开始还肯借给会址，后来即对学生清毒总会断绝支持。日寇宪兵队特高组把清毒总会正、副会长厉恩虞、王嘉谟“传”到那里“候询”。运动遂告一段落。这次运动，学生党员都参加了。在运动中还涌现和锻炼了大批积极分子，发展了进步力量。

　　当时，日伪统治者对工人极其残暴。浦镇车辆厂内部日寇设有牢房，可以任意毒打工人，强奸工人妻女。自1932年浦厂党组织受到破坏后，有革命传统的浦厂工人常自发进行反抗。南京沦陷后，自1944年起，我党陆续派金殿臣、邵雪岭、周群至浦厂开辟工作，党领导工人开展怠工，破坏生产。动员工人出外跑生意，出去的人最多时达到工人的半数以上。因粮食紧张，生活困难，还发动工人在上班时间一起下乡买米。日本人问时，就说没米吃，买米去了。实际上是用合法形式实行了抗议与怠工。铁路工人当时每天要劳动16小时，日寇甚至把工人丢到长江里去，叫军犬来咬工人等，用这些办法迫使工人为他们卖命。工人们不堪奴役，撵车夫(即司炉)铭(原名张锦堂)就和其他工人联名写信送给新四军二师要求抗日。以后就在二师领导下，成立了华中铁道工人抗日行动委员会的秘密组织，简称工抗会。不到1年，工抗会员发展到六七十人。工抗会主要是搞情报，偷运物资给新四军和破坏日伪军运。曾将敌人军队的行动踪迹和军事运输及军用物资进出情况，送往浦镇联络站转给二师。还提出“中国人东西中国人用”，有计划地整车地把日伪的军用物资和日用工业品搞到手，再送到六合县竹镇二师驻地去。工抗会会员撵车夫赵景生，在三牌楼仓库偷了十几箱子弹藏在河边待运，被发觉而被捕，壮烈牺牲。以后工抗会由于敌人破坏，内部有人动摇，在上级帮助下改组为灰色名义的“同心会”。抗日战争胜利时，“同心会”关系，通过华中局城工部转到南京党，除董铭、鞠占波等早已入党外，以后还有些“同心会”的会员被吸收入党。

　　当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后，江苏省委撤退到淮南，改为华中局城工部。南京工作就改属华中局城工部领导。我们有时去汇报工作，并有人去参加过整风学习。1944年4月，刘峰去华中局城工部汇报时，刘长胜同志宣布：决定成立南京工委，由刘峰、朱启銮任正、副书记。1944年6月，在小板桥彭原家中开会正式成立南京工委，除刘、朱分任正、副书记外，陈慎言与彭原(两人于1944年调来南京)任工委委员，工委除负责南京的工作外，还兼管南京附近的城市如芜湖、宣城、镇江、扬州、滁县、明光、徐州等地的开辟工作。这时，南京工委领导下的党员已有三四十人。

　　1944年下半年，法西斯阵营中，意大利早已投降，纳粹德国败局已定，日寇在敌后我军的迎击下，也连连失利。这时汪精卫已死，日伪矛盾加剧，日寇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已呈崩溃景象。沦陷区人民已经看到天边的曙光。我党的发展工作较前迅速，到抗战胜利时，南京工委领导下的党员已有六七十人，较前增加近一倍。苏南区党委系统则增至60多人。以后舒诚同志被调回苏南区党委，改由方休特派员(由六师派来)负责南京的工作。

　　1945年4月，党的七大明确指出沦陷区的任务是:“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我们执行了这一指示，除派出盛天任同志到中山门外农场附近组织群众武装外，还派彭原、董铭同志在下关装卸工、码头工人中组织力量，其他同志在城内组织三轮车工人，准备夺取枪支，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胜利反攻，接收南京。同时，还对汪伪中央军校学员做了工作，通过吴良杰发展的党员白烈天，把军校毕业生十人(连同白在内)拉出校外，组织学习，由朱启銮亲自上课，讲形势，讲爱国主义，讲阶级斗争，介绍解放区战场的情况，当时除其中一人外，余均先后发展入了党。因他们都是东北人，原是为了爱国抗日跑到关内来的，所以觉悟提高很快。这些同志，在抗战胜利后，都被输送到解放区去了。

　　1945年8月，在我军策反工作影响下，驻防南京栖霞山到六合一线的汪伪警卫第三师，由师长钟健魂率领起义。这对南京人民是极大的鼓舞。

　　为了配合新四军接管南京，我们曾调查日伪军的布防情况，通知党员团结群众，保护修械所枪支弹药，还组织力量，依靠印刷业职工连夜将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武装部队和日伪军分别发出的命令印刷出来，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贴到交通要道，送到商店里，日伪军十分震惊。看到布告以为新四军已经进城。以后，由于形势变化，中央决定暂时不解放南京。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却用各种手段抢先“复员”回到南京。我们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战斗时期，需要对付更加狡猾的和我们有过长期较量历史的蒋介石反动政府。

　　在这一段开辟、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时期中，我们南京工委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却没有遭到什么挫折与损失。这是因为我们根据江苏省委及华中局城工部指示，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明确指出的白区工作应该遵循的路线、方针进行组织工作与开展各种群众活动。没有重复过去“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十分注意隐蔽精干，保存与积蓄力量。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运用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灵活多样的斗争形式。这样就使我们党不仅在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下得以保存下来，而且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开展斗争，扩大力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是我们对于南京地下党的恢复和重建的一些回忆梗概。

　　(许荏华、李佩山1981年访问整理)

　　来源：《南京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