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命的光辉顶点

　　1932年6月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的一座荒坡上，一批革命者为着人民的解放事业，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耘生，原名李殿龙，字云生，1905年6月2日出生在山东广饶县西李村一个中农的家庭里。当他在青州府山东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这个14岁的少年，满怀爱国的激情，参加了青州府各界人士的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随即又在胶济线的青州火车站附近，和同学们一道盘查日货，阻止商人携带物品去青岛出卖资敌。在全校学生要求废除旧教育体制，撤换昏庸腐败的校长的学潮中，和以后反对曹锟贿选总统的运动中，耘生也都是积极的参加者。

　　1923年10月，耘生经山东早期党员、老师王翔千的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耘生放弃学业，到济南从事革命工作;次年2月，经党的“一大”代表、山东党的创始人王烬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耘生先是任济南团的地委书记，从事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当“五册惨案”“青岛惨案”发生后，耘生受团中央的指派，去青岛接任团的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随即，他发动和组织了一次7000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罢课游行示威，在这次斗争中，开始表现了他卓越的领导オ能。1925年1月，耘生作为山东团的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年2月，耘生被调到党的山东地委负责组织工作。在军阀张宗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之际，他果断地及时地把已暴露身份的22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送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广州，分别介绍他们进入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党保存了一批有生力量。

　　1926年冬，党派耘生前往武汉任硚口特区区委书记，这时结识了任区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的章蕴同志。经过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严峻考验，这对革命的战友，在革命的风暴中结合了。接着，“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在革命遭受挫折的危难之际，耘生毅然受命就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1928年春，党派李耘生同志来南京市委工作。

　　春天，应该是百花争艳的季节，然而古城南京却是满目凄凉，一片萧条景象。令人震惊的警车不时呼啸而过，南京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耘生目睹这惨状，内心充满着无限愤慨。他希望尽快地与组织接上关系，可是没能找到，不久，却因叛徒王某的告密，耘生被捕了。作为共党嫌疑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6个月，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他在牢房里孜孜不倦地阅读着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和历史书籍，这些书都是章蕴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送进狱中的。耘生坚持每天书写日记，并经常利用放风的机会，与其他难友交谈时事，分析形势。

　　在狱中，耘生遇到了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难友王井东(即王凯，王荷波之弟，解放后曾任中央机要交通局局长)。出狱后，经王井东的介绍，他与上海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并在上海从事党的活动。后来，党利用章蕴同志当时在南京农矿部工作的关系，派耘生同志来往于京沪线上，专搞铁路工人工作。

　　1931年2月，江苏省委再次调李耘生同志去南京，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耘生的公开身份是南京白下路贫儿院的历史教员。他经常穿件蓝布长衫到贫儿院上课。讲课时，有时穿插一些革命理论和十月革命情况的宣传。经过一段工作之后，他在学校里发展了五六名老师、学生入党。

　　耘生十分注意调查研究，重视思想教育。他经常利用假日秘密地到中央大学的党员中宣传政治形势。有时还组织其他党员到鸡鸣寺附近的难民区里传播革命道理。发现群众有困难，则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难民区有个党员家里生活很苦，爱人双目失明，临产时身无分文，急得团团转。耘生得知后，就从自己的生活费中省下两块钱，叫章蕴同志给送去，使这个党员感动得热泪盈眶。

　　耘生工作十分繁忙，他食不求饱，居不求安，饿了买块烧饼充饥，困了打个盹提神。经过半年多来艰苦细致的工作，南京地下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了10多个党支部，发展了近200名党员。

　　1931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南京特委，任命李耘生同志为特委书记，管辖江宁、江浦、句容、溧水、溧阳一带党的工作。为了配合党中央实现在南京举行“兵暴”再到浙江天目山去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耘生他一边在京杭国道沿线的句容、溧阳等地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一边在京杭国道上建立了一支武装游击队。以便在大部队起义成功向目的地挺进时，给予有力的配合和支援。有一天，耘生叫章蕴同志把一张用暗语写的条子送到中央大学支部去。条上写着：“这一次出去郊游，人越多越好”。意思是动员中大学生到茅山当游击队，人越多越好。他指挥着这支武装力量，神出鬼没地活动在京杭国道上，他发动过金坛到丹阳之间的一次武装行动，逮到过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的老婆，这支武装游击队，曾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有力打击。

　　1932年4月的一天傍晚，由于负责南京军事工作的路大奎被捕后叛变，耘生同志不幸第二次被捕。敌人将他押送到南京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在多次审讯中，耘生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狡猾的敌人除带着叛徒路大奎当场指认外，又将其年幼的儿子抱来隔窗相认。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耘生硬着心肠正要转身，不料只有两岁多的孩子见到亲爱的爸爸便大声哭喊起来：“爸爸!我要爸爸!”耘生一阵心酸，强忍着泪水转过身来，从铁窗栏里伸出双手，抚摸着儿子瘦弱的身体，又亲了亲儿子的小脸。就在这时，看守班长恶狠狠地把他儿子带走了。只听见远处传来孩子一声声“爸爸，爸爸”悲惨的哭喊声。

　　耘生同志被“对认”后，敌人证实了他就是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

　　在一次审讯中，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阴阳怪气地说:“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生路，一条死路………”，那个无耻的叛徒也在一旁帮腔说:“只要你愿意转变，我担保你有出路。”耘生轻蔑地一笑，没有理睬。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将桌子一拍，大声嚎叫着:“我只要你说四个字愿意转变”。耘生怒斥道：“共产党人为芳苦大众奋战求解放，这是我奋斗的目标。需要转变的是你，以及你们这一帮为蒋介石卖命、与人民为敌的家伙。”耘生义正词严的回答，气得敌人暴跳如雷，对耘生施行了严刑拷打。但是他们什么也未得到。

　　看守所里，阴暗又潮湿，一间小屋挤着六七个人，墙上有个碗口大的透气洞，那令人窒息的气味使人恶心。

　　狱中的伙食坏透了，一日两餐的黄霉米饭里掺着泥沙石子，一碗菜汤仅仅飘着几片菜叶。难友们经常吃不饱，连开水也不够喝，有的看守稍不如意，就随意打骂犯人。在这种非人生活的折磨下，有的难友病倒了。为抗议敌人的非人虐待，耘生在牢房里发动了绝食斗争。他挺身而出，代表难友们与敌人谈判，提出了“三不许”条件：一，不许烧霉米烂菜给大家吃;二，不许克扣“囚粮”;三，不许打人骂人。绝食斗争的第一天过去以后，敌人有些担心，便欺骗难友们说：“大家先吃饭，伙食以后可以改善。”难友们不理睬，没有一个人上当，两天过去了，虽然大家已经四肢无力，却仍然坚持绝食，敌人迫不得已答应了以上三个条件，绝食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狱中表面上平静下来了，然而敌人却在策划着新的阴谋。1932年6月8日凌晨，看守所长杀气腾腾地打开牢门，直着嗓子喊李耘生的名字。耘生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他十分镇静，神态自若地整了整衣服，又转身将铺旁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叠齐，深情地对难友们说:“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作纪念吧!”然后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从容地跨出牢门。难友们含着泪水，挤在牢门铁栅栏前，目送着耘生离去。

　　在刑场上，李耘生同志大义凛然，同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场斗争。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你要不要写家信，有什么遗嘱。”耘生怒视着敌人，厉声回答：“家信早已写好，我的遗嘱就是盼亲人们继续与你们斗到底!”敌人恼羞成怒，连声吼叫：“开枪!开枪!”一排子弹射进了他和战友们的胸膛。年仅27岁的李耘生同志以坚定的步伐，走到了生命的光辉顶点。

　　耘生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将和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将永远激励着革命的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