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中南京进步妇女团体的活动

　　关于妇女运动方向问题的一场论战

　　在日寇紧逼，亟待全民族奋起抗日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方面加紧围剿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搞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以麻痹人民，要人民遵守传统的道德礼义，“安分守己”地服从其法西斯专制统治;并且把从德国法西斯处贩来的“妇女回家去”的论调作为妇女运动的路线，提出所谓“新贤妻良母”的口号，在全国推行复古主义的妇女运动，安图阻止广大妇女投入抗日洪流。

　　复古主义妇女运动的推行者把“贤妻良母”作为女子教育的主要目标。早在1929年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女子教育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点，并建立良好的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的教育方针。1935年国民党的“五大”上，更是把“贤妻良母”教育作为“培养仁慈博爱、体力智识两俱健全的母性，以挽种族衰亡之危机，奠国家社会坚实之基础。”为了在全国推行这个反动的妇女运动方针，国民党政府还在《中央日报》上开辟《妇女周刊》，充当喉舌，一批反动文人及刊物纷纷发表文章，竭力鼓吹“妇女回家论”，一时间，“妇女应该回到厨房”“要做新贤妻良母”的阴风四起，大有将妇女阻拦于家庭、把妇运引向倒退之势。

　　在这股反动的妇运逆流中，国民党官办的妇女组织——南京市妇女会以及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也充当了宣传工具。

　　南京市妇女会的前身是妇女救济会，属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领导，主要负责人是在国民党中把持妇女工作的唐国桢。该会的宗旨是“提高妇女道德与智能，改良生活习惯，参加国民革命军而增进自身及家国福利。”也做一些争取“女权”及调解婚姻家庭纠纷的表面文章，从事改良主义的妇女运动，如办女佣训练所、妇女生产合作社等，尤其起劲的是开展所谓“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更是如此，以“指导全国各地妇女整个生活之改进，并使德智体群富美各得充分发展，共负服务社会，复兴民族之责任”为宗旨，致力于复古主义妇女运动。宋美龄曾在《新生活与妇女》一文中说什么：我们妇女“自己没有肯牺牲服务的精神，勇敢地去努力工作，却时时刻刻怪社会的制度不好，男人的压迫太重……”否定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面对“妇女回家论”的叫嚣，南京妇女界进步人士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关系到妇女运动向何处发展以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能否投入抗日运动和争取自身解放的大问题，决不能含糊。她们奋起反击，以《新妇女》周刊为阵地，发表文章，举办演讲，抨击复古主义妇女运动的谬论。

　　曹孟君在妇女文化促进会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国难一天比一天深，……在这个时期，还是需要全国民众力求生活，挽救危亡。可是偏有居心叵测的人，拼命拦路，要把妇女从社会还回家庭，去做贤妻良母，这不是同时代开玩笑吗?为妇女运动前途，我们妇女不能放松一步，争取平等地位，并且起来应付国难。”她还在《新妇女》上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要求和准备》一文，指出：“国亡了，妇女所受的摧残与蹂躏会十百倍的超过男子，在这紧要关头，为国家、为民族、为我们妇女自己，我们应有我们的责任，”号召妇女起来奋斗。

　　李德全也在广播讲话中陈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有人说妇女的责任在主持家政，在爱护丈夫，在抚育儿女……但是在危弱的国家里，在被侵略的国家里，妇女们已经没有爱她丈夫的权利了，已经没有保护她儿女的自由了，已经无法组织她美满而快乐的家庭了……我们只有立刻起来奋斗……和男子共同负起救国图存的责任。”

　　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成员谭得先于1935年6月在《新民报》上撰文，揭露批驳《妇女周刊》的反动实质，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新妇女运动’……亦即‘新贤妻良母运动’，这就是该刊的一贯的思想体系。”次年2月，她又进一步提出：“我们的阵容乃是要参加民族救亡运动，我们要联合国内的被压迫的男同胞共同奋斗，我们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论战中，进步妇女还着重批判了以“贤妻良母”作为女子教育目标的反动观点。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曾在一次提案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国难至此，民族团结，正惟力量薄弱是惧，吾二万万妇女之力量，正待有所贡献，岂得再以此传统教育残戈吾人。”妇女文化促进会成员拱德明还在《新妇女》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应否以“贤妻良母”为女子教育目标》的文章，剖析了国民党政府提倡“贤妻良母”教育的反动实质。

　　在这场论战中，《新妇女》周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5年12月1日，《新妇女》周刊出了“国是讨论专刊”，专载驳斥复古主义妇女运动观点的进步文章，成为论战的一个重要阵地。

　　这场关于妇女运动方向及妇女解放前途问题的论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持续了三四年之久。这是一场严峻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进步团体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成员在纪念该会成立一周年大会上，一致认为原定该会宗旨“含义抽象”，从而确定新的妇女运动的目标和方针：①.抨击新贤妻良母、复返家庭的封建复古运动;②.积极唤起妇女大众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重重束缚;③.扫除封建势力，参加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

　　在《新妇女》周刊的“国是讨论专刊”上，妇女文化促进会还进一步提出要求组织统一战线，准备总动员;全国少壮妇女团结起来，立即接受军事救护训练等主张。这些均使妇女文化促进会摆脱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妇女运动的影响，把妇女运动同全民族解放斗争日益结合起来，使妇女解放运动向前迈进了一步。

　　此外，这场论战还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及封建顽固势力企图阻止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及抗日救亡运动的阴谋，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的基本原理，使广大妇女明辨了是非，激发了抗日爱国热情，为妇女运动的进一步高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联合各派妇女团体，共同开展斗争

　　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尽管南京各妇女团体的名称不同，成分不同，甚至政治态度和观点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各界妇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奸淫以及封建制度束缚妇女的重男轻女思想和传统道德观点，都是憎恨的，在争取妇女解放，保护儿童等切身利益上都有着某种程度的愿望。因而曹孟君等在组织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的同时，十分注意争取团结妇女界各阶层人士，包括中间的、进步的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她们除与李德全领导的女子学术研究会密切合作外，还联合各派妇女团体，就连国民党官办的南京妇女会，也在与其反动落后一面进行斗争的同时，尽量争取利用它并与它联合开展较大规模的活动。各派妇女团体的共同斗争，主要有：

　　1.争取法律平等运动

　　1934年10月，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通过刑法修正案第239条，单科处罚有夫之妇的通奸行为。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认为这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首先联络妇女共鸣社和南京妇女会等团体，成立了首都各界妇女力争法律平等同盟会，联合向国民党中政会请愿，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声势，得到上海、汉口、镇江等地妇女界的响应，分别派出代表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浙江、湖南、北京等地妇女团体也电函声援，使国民党立法院不得不开会复议修改，将此条改为双科处罚。这次运动是对几千年封建社会束缚妇女的不平等条约的挑战，是对封建传统观念的一次反击。在斗争中，妇女团体巧妙地利用合法手段，联合各界妇女，不畏高压，共同作战，不仅在法律上保护了妇女，而且打击了国民党政府，体现出妇女团结起来的力量。

　　2.大规模的援绥运动

　　1936年9月，日军进犯我国绥远省(即现内蒙古西部)，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奋力抵抗，击败了日伪联军的进攻。为此，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南京妇女界的进步团体也一致投入了这个活动。11月，南京各妇女团体共160余人发起成立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以团结御侮、救亡图存为宗旨，团结各界妇女，群策群力，共同努力，开展实际工作，实行抗日救国。曹孟君、李德全、张默君、谭得先、谈社英、谭惕吾、唐国桢等21人当选为筹备委员。该会集南京各界妇女之骨干，把南京妇女界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向了高潮。11月23日，《新妇女》周刊发表了《为援绥事警言妇女》一文，指出：“惟有扩大成为全国的抗战”，才能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并要求全国应该“不分贫富，不分男女，一致地觉醒起来，做前方将士有力的后盾。”24日，妇女爱国同盟会通电全国妇女一致援绥。与此同时，妇女爱国同盟会成立了募捐委员会，聘请吴贻芳等人为募捐委员;组织募捐总队，聘请何香凝为名誉总队长，李德全、张默君等40余人为副总队长，共分50队进行募捐工作。仅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募得17360多元和大批物资，充分显示出经过宣传发动后南京人民及广大妇女群众的抗日热情。1937年1月，妇女爱国同盟会推派南京妇女会的陈逸云和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的谭惕吾作为南京妇女界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将捐款及慰劳品亲自送往绥远前线。在战壕前，谭惕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激励将士的斗志。妇女爱国同盟会还推选曹孟君和王立文作为代表参加南京市各界抗日救亡力量联合发起的“首都各界支援绥远军民抗日大会”的筹备工作。为了扩大这次会议的影响，防止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警的破坏，曹孟君等四处奔走，邀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参加大会，保证会议得以顺利进行，使这次大会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以来南京的一场规模最大的抗日活动，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不准抗日的禁令，把抗日救亡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外，这时期南京妇女团体还联合开展了抵制日货及国民大会代表竞选等较大规模的活动，对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妇女解放起了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由中共党员曹孟君领导的南京进步妇女团体在从事妇女运动的同时，注意团结教育一切爱国人士，对国民党领导的妇女组织既斗争，又团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出一批妇女运动的骨干，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妇女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