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我寻找项英、陈毅、黄道、叶飞等同志出山（上）

　　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黄文杰同志到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把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保释”出狱后，住在办事处招待所，经过组织审查，恢复了党籍，准备留在办事处工作。10月2日，博古同志知道我认识项英，就通知我到办事处去谈话，在见面后第一句就问我怎样认识项英的。我说在1928年到1930年间，我在中共中央作交通工作时常到他住处去，所以认识的。他说：“从报上发现项英还活着，没有牺牲，正在江西与国民党谈判，发表演说。中央要我们(指‘八办’)迅速派人去找他出来，同时还要带中央的重要文件和口信，必须在见到项英同志后交给他亲收和直接告诉他。因此，必须要有个认识项英的同志去。这项任务现在要你去完成，你看行吗?”我说:“行!但不知如何去法?”他说：“这个问题下午再谈，现在你先去置办必要的行李，准备明天就走。”下午，他与叶剑英参谋长一起，由叶参谋长具体交代去江西找项英同志的办法。他说:“你这次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奉命出差的公开名义去江西公干。因此，穿了八路军的服装，带了办事处的护照，并备有参谋长和办事处给国民党当局的有关函件，所以，可以堂堂皇皇地去，不要受任何拘束，当然提高警惕和以礼待人还是要十分注意的。这里有两个公函是给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熊斌的，你到了南昌后可持函去找他，请他派人带你去找项英;另一个大信封用火漆封起来的，是中央的文件和给项英的信，必须注意保存，切勿遗失，并且要见到项英后给他亲收。还有要你见到项英后直接向他口头传达的话，内容有如下几点:一、负责人下山谈判可以进行，但部队决不能下山;二、要提高警惕，部队靠山驻扎，占取有利阵地，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可犹豫;三、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不要放松;四、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以后，就应停止继续以红军名义公开筹饷，但扩大部队的工作应当继续。这几点，你必须用脑记住，不可忘记。”并要我复述了一遍。最后，博古说:“你见到项英后让他按指示精神安排好工作后，即同他一起回南京。从南昌到南京的路上，项英和他的随从人员都要国民党保安司令部提供护照，以保路路上顺利通行。”

　　10月3日，我就到下关搭轮船去九江，大约两天后到了九江，转乘火车到南昌，住下旅馆。7日上午持函到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找熊斌，他接见了我，看了叶参谋长的信后，即找来一个参谋陈洪时，要他负责带我到项英那里去。陈洪时听说我是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表现积极、热情，说项英同志住的地方离南昌很远，乘汽车要走一天路程，今天不能去了，需明天清早动身，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住在某某旅馆某某房间，他就和我约定明天早晨他来旅馆和我一起到汽车站去。

　　从南昌随陈洪时乘汽车走了一天，傍晚到了吉安，他带我到吉安城里一家旅馆，说项英同志就住在这里，但到原住的房间一看，不见项英而只有陈毅同志在那里，因为互不相识，陈洪时就作了双方的介绍人，他对陈毅同志说：这是顾副官，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来找项英同志的。他对我说：陈毅同志是和项英同志原来都住在这里的。这时我已因没有见到项英同志而产生疑问，更使我纳闷的是，一个国民党军官对项英和陈毅开口闭口都以同志称呼，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走进国民党的阴谋圈套里了?但我不怕，就坐下来静心观察。可是，陈毅同志看出我的心思了，他就说：项英同志已到大庾去了，近日不会回来，我在这里担任代表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你有什么信交给我好了，我就把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开介绍信交给他，他看信后表示高兴，叫警卫员给我安排休息的地方。另一方面，对陈洪时专程送我来表示感谢，并请他向熊参谋长代为致谢。这样就打发陈洪时走了，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姓陈的是叛徒，现在表现很积极，我们可以利用他，但不可相信他。听了他对陈洪时的话以及他和警卫员的行动、态度，觉得他与国民党不同，但还是不相信。所以当他又问我是否还带来别的信件时，我又给了一个党员介绍信后说：“其余信件要面交项英同志亲收的。”陈毅同志见我还有怀疑就不说了。

　　次日(9日)，陈毅同志要我同他一起去参加和国民党的谈判会议。走进“绥靖公署”(国民党剿共机关)的会议室，看到已有一批人坐在那里议论纷纷，见我们进去就静下来了，但面部表情还是得意洋洋，好像他们掌握了什么武器，保证谈判稳操胜券的样子。当我们坐好后，一个姓肖的“主任”宣布会谈开始，今天讨论的是双方如何保证严格执行协议的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静了片刻，有个人开腔说：“协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我方按照协议已经全部停止军事行动，但是，陈先生你们方面没有认真执行，例如XXX的部队还是在到处打土豪、捉人罚款，这是违背协议的行动，请即制止。”另一个人提出责问，并以威胁的口气说：“陈先生你们与我们签订的协议算数不算数?如算数的话，应该督促所属的部队一体遵行。否则，协议对双方都将失效。”陈毅同志以严肃的态度说：“我们共产党人光明正大，签订的协议当然算数，并且认真执行，决不反悔。但是，你们把我们之间签订的协议，说成是共产党投降国民党，并且断章取义到处宣传，要我们的部队投降，由此引起我们个别部队的干部如XXX部队对协议的怀疑而拒绝执行，加上你方表现敌对行动的包围形势并没有改变，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因此，我们每次派通讯员和联络员去联系不能达到目的，甚至个别联络员还为此而牺牲了，这个后果应归罪于你们还是我们?”又有一个人问：“你们对XXX部队有没有约束力，如果无力约束，那么我们就派部队进剿了。”这种气势汹汹的话使我插进去说：“我愿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供大家考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局面，这就是实现了全国人民的要求，这里没有谁投降谁的问题，现在竟有人借此机会宣传共产党投降国民党，这不仅无知，而且是恶毒的诬蔑，不仅是违背协议，而且是违背全国人民愿望的破坏行为，请诸位先生考虑，对于这种宣传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这是一;第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从北方和南方大举进攻，已经打到我们的身边来了，但还有大批靠人民血汗供养的政府官兵无动于衷，仍然把枪口对内，包围着要求迅速开赴抗日战场的红军游击队，这是执行协议的表现吗?第三，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使个别红军游击队怀疑和拒绝执行谈判协议，并增加我方的工作困难，这是必然的结果。但有的人却借此攻击我们违背协议，问我们签订的协议算不算数，对部队有没有约束力等等，其目的无非想宣布协议失效，重新进行‘剿共战争’。但是，大家知道，十年剿共，没有把共产党剿灭，却把日本鬼子剿到中国来了;难道这个教训还不够，还要继续‘剿共’，把整个中国剿给日本帝国主义吗?先生们知道这是不容许的。当今之计，只有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方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我建议：一、政府当局应明令禁止类似‘共产党投降国民党’等的宣传，以利于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二、迅速撤退包围红军游击队的部队，转向抗日阵地上去，以取信于人;三、在排除上述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将负责继续派干部去进行工作，但应假以时日，因为已经造成误解，不能操之过急地采用命令解决。以上意见是否可取，请诸位先生三思。”经过激烈的辩论，终于使国民党在事实和道理面前认输了，同意制止反共宣传和撤退包围的国民党军队而结束会谈。

　　陈毅同志和我回到旅馆后，相视之下，会心地笑了，因为在会上互相认识了真面貌。到傍晚，他要我到他住的房间去，他说：“准备明天派人送你到大庾去找项英同志，你带来给项英同志的信是否先给我看一下。”我说信是用火漆封起来的并盖有印章，别人不能拆开的。他说他在这里和国民党谈判，急需知道中央有何指示。因工作上需要，我觉得他讲得有理，所以把信交给了他，但口头传达的话仍保留着。

　　10月10日早晨，他把看过的信用浆糊封好，背面写了两行字，说明他拆开看过，然后交还给我，并派了一个警卫员带我从吉安乘轮船到赣州。上岸走陆路到天黑时，警卫员带我到一家他认识的“同志嫂”家住宿、吃晚饭。11日天未亮就动身，早晨到达大庾的池江圩项英同志的住处。这是项英和国民党人员公开接洽的地方，驻有一个短枪班或排，一个警卫员说，首长正在野外跑步锻炼身体，我就坐在他卧室等他回来。

　　因为渴望见他，觉得时间特别缓慢，半小时之后，项英同志终于回来了。相见之下，无限高兴，热泪盈眶。因为一个月之前他在残酷的战场上，我在黑暗的监狱里，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在此时此地重新见面。我赶快把带来的信交给他，还要向他做口头传达和讲一路遇到的见闻。他叫警卫员招待我先吃早饭后再说。自己就打开信封看起来。见我吃完早点，他听我做了口头传达后就让我到另一房间去休息。下午，他才有时间来问我别后几年来的情况。我简略地谈了几年来我的经历，着重谈了出狱后博古、叶参谋长派我来江西的经过和见闻。在谈到博古派我来时，谈到在报上发现他没有牺牲而高兴时，他说:“这是由于我们的电台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打坏，无法与中央联系的结果。”在谈到随陈毅同志参加与国民党谈判，见到对方谈判人员的骄横言行和我们的反击时，他握着拳头愤怒地说：“这些家伙就是这样顽固不化，你们还击得好，统一战线就是要在斗争中才能建立、发展和巩固。”然后他说我们明天就走。

　　12日上午，项英带了两个警卫员同我乘一辆小吉普从池江出发去吉安，但中途有三个地方停下来找有关同志开会谈话，每地一天，在兴国城里因做衣服多耽搁了一天。这些地方的活动，项英都未让我参加，大概因我穿的军服有同国民党军服一样的帽徽和领章，有些不便之故。16日中午到达吉安与陈毅同志会面商量工作，处理问题。18日从吉安动身到达南昌，找旅馆住下。19日上午他到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或保安处找熊斌，说明因事要去南京，这里的有关事情由陈毅负责，并要他们提供包括两个警卫员在内的3个人去南京的护照。当时熊斌不在，承办人员借口不是本部人员，不肯马上发放，约定第二天早上送到旅馆来。但到中午还未送到，他再去交涉，才取得护照。

　　10月20日到九江住了一宿。21日乘上轮船顺流而下，22日到达南京。我陪他到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见了博古和叶参谋长。至此，我的任务算完成了，我回招待所住，他留办事处只住了一夜，就乘飞机去延安党中央。

　　来源：《南京党史》（顾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