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英烈精神 |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牺牲者”

“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作为共产党人的初心是光荣伟大的，作为奋斗目标是宏伟美好的。然而它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革命奋斗必然有牺牲。牺牲是成就党和人民事业的必要条件，也是共产党人革命精神最为真实、最具说服力的体现。

雨花英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牺牲者”。雨花英烈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用鲜血印证了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们以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精神，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慷慨捐躯、舍生取义。面对家庭误解，面对利益诱惑，面对白色恐怖，在亲情、友情、爱情和国家民族大义之间，他们做出了毅然决然的人生选择。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事业进入低潮，他们勇敢面对生与死的考验，无惧严刑与屠刀，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感天动地的牺牲精神，塑造了烛照千秋的英雄群像。可以说，雨花忠魂镌刻的是“牺牲”二字，书写的是舍“小我”铸“大我”的人生答卷，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牺牲的崇高品质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雨花台烈士中有刘少奇的第一位夫人何宝珍，她和刘少奇共同生活了十年，先后生下两子一女，因时局维艰、环境恶劣，三次都忍痛割爱送人。1933 年被捕后，在狱中，她对难友坚定地说：“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的孩子们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难的环境活下去，等革命成功后，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据同狱难友夏之栩回忆，她在狱中与狱外党组织联系被发现后，面对敌人的重刑审讯，她说了一句：“要杀就杀。”“要杀就杀”这四个字不是出自一个毛头小子，而是一位有思想的知识女性，是充满柔情的、32 岁的年轻母亲。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没有对未来社会的大爱，她是不会丢下自己的三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从容走向死亡的。

“生还何处寄萍踪，骤雨狂风肆逞凶。几度铁窗坚壮志，千番苦战表精忠。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这是曾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等职的钱瑛，在1959年再版丈夫谭寿林遗著《俘虏的生还》时写下的一首诗。这首诗，壮美瑰丽，情真意切， 再现了当年中国革命的严酷环境，倾吐了共产党人的大爱和忠贞。其中“丹心贯日情如海，碧血雨花气若虹”中的一个“气”字，把共产党人的正气、浩气、丈夫气、英雄气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为人民奋斗无怨无悔的共产党人的豪迈心声。

1928年，在上海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长、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与同在这里工作的钱瑛相识，这一年的10 月，两人结为夫妻。1929年初，他们结婚未满百日，刚有身孕的钱瑛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学习。在此后的两年间，谭寿林写信130余封，并寄去国内的书报，平均每个月要写四五封信。1931年初，根据组织安排，钱瑛回国。此时，国内形势异常紧张，她只得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国后不久，党组织决定派钱瑛和谭寿林一起到洪湖苏区去工作。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中共上海工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谭寿林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钱瑛独自一人前往洪湖苏区。此一去，夫妻竟成阴阳两隔。1931年4月，因叛徒出卖，谭寿林在上海被捕，5月30日牺牲于雨花台，年仅35岁。在狱中，谭寿林记挂着未竟的事业、妻子的安危和从未谋面的女儿，饱含深情给钱瑛留下这样一段话：“亲爱的，我们未竟的事业，我们满心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孩子，只有靠你一人去奋斗了，但请相信，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钱瑛到达到洪湖苏区不久，就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直到1942年，她才得知，丈夫早在11年前已经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已经失去丈夫的钱瑛又得到一个噩耗，他们留在苏联的女儿也早已不在人世。谭寿林牺牲后，钱瑛再没结婚。

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前仆后继、擎旗不倒的革命勇气和不屈精神，将自己的初心显示得无比光辉璀璨。八挫八起的南京地方党组织堪称典范。

南京党组织的第一次遭到破坏，发生在四一二大屠杀前夜的凌晨，此后的破坏平均不到一年就有一次，其中第一次破坏到第二次破坏、第五次到第六次破坏只有不到三个月时间，除了两次间隔一年以上外，其他破坏事件间隔都在一年以内。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上任不久就遭到逮捕，从上任到牺牲，时间极为短暂。比如，第一次破坏中牺牲的谢文锦，是1926年8月担任南京地委书记，1927年4月11日凌晨被捕，不久牺牲，前后时间为八个月；第三次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委书记孙津川，1928年3月从上海到南京任职，同年7月被捕，10月牺牲，从任职到牺牲仅仅七个月时间；第四次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委书记黄瑞生，1929年4月上任，5月19日即被逮捕，仅仅一个月时间；第六次破坏中牺牲的南京市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济平，1930年7月15日任职，当月29日被捕，时间还不到半个月；第七次破坏中牺牲的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1931年11月到任，1932年4月被捕，时间为五个月；第八次破坏中牺牲的顾衡，1934年年初，担任南京市委负责人，8月被捕。这些烈士，从任职到被捕，都没有超过一年时间，其中多数没有超过半年时间。这一组数字表明，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赴任，存在极大的牺牲几率。求安避险，是人的本能，但作为共产党人，革命就是他们的使命和责任，容不得他们躲避和退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不能回避。只有随时准备牺牲成为一种精神状态，才能使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勇敢面对，沉着应对，慨然前往，不辱使命。

牺牲，就两个字，但没有非凡的勇气和意志是难以做到的。也正因为如此，革命先烈才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共产党人不是不珍惜生命。邓中夏、恽代英、许包野在革命中都曾经使用过化名，这是一种掩护，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只不过他们从入党那天起，就做好了为自己选择的理想而牺牲的思想准备。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陈原道烈士宣誓：“身可杀，而爱国热血不可消；头可断，而救国苦衷不可灭！”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在酷刑审讯面前，邓中夏坚贞不屈。参与审讯的一位国民党要人曾问他：“你这样强硬，难道不想出去，不想获得自由吗？”邓中夏回答：“我未进来之前，倒想到有一天会进来， 现在进来了，倒从未想到要出去！”

革命年代，很多人有过艰苦斗争的经历，但最后还是没有闯过生死关，在最后的抉择中败退下来。比如，出卖邓中夏的叛徒。邓中夏被捕，涉及两个叛徒，一个叫刘宏，一个叫林素琴。先是刘宏被捕，被劝降，供出林素琴。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底骏德里37号三楼亭子间，找全国赤色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研究救援黄励等60余人的工作，被前往抓捕林素琴的法租界巡捕逮捕。邓中夏被捕时，化名施义，敌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被引渡移交给上海市公安局。而先期被引渡的林素琴，在酷刑之下，供出施义就是邓中夏。